“臣遵旨，遵旨……臣本就不敢抗旨，刚才只是因为担心太子已与二殿下不睦，唯恐日后还会再生风波，还望陛下宽恕，臣理应相信陛下虽然宽宥了太子的罪错，但不会不加教诫，是臣杞人忧天了。”
“朕会立即拟旨，到时有劳贺右丞随齐央一同卦蜀宣旨了。”
贺遨之子现任度支右丞，虽然不负责兵事，可大豫的官员分职事和派事，皇帝现在派遣贺氏一族的宗子去蜀州宣旨，就是要让贺执知道“事成定局”，贺执虽然才是真正负责掌兵的人，可他却不敢违逆宗长的决意。
贺遨垂头丧气告辞之后，司空通又才对顾耿说：“让顾卿见笑了，是朕失仁，才导致皇族内部丑祸不断，朕不得已包庇罪徒，并非为了隐瞒家丑，实乃现在，是攻复汉中的绝佳时机，可贺执如果不交出蜀州兵权，朕虽也可直接任命齐司马率部前往蜀州备战，可难以达到奇袭的效果，为了社稷大计，朕才以家事与贺遨提出交易。
不过朕会与武陵公实言，今后宗室内部，若再有妃嫔抑或皇子为了权争行恶，触犯律法，朕绝不姑息，得靠宗正卿武陵公秉公审处，朕之行事，也同样受到宗正卿监督。”
顾耿方才恍然大悟。
原来陛下已决定对北汉用兵，因此才会利用这个机会逼迫贺执交出蜀州兵权，兵事非顾耿的职责，他也没有多问有何布署，只略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如今北汉国内刚生动乱，虽然看似局势已定，但风波并未完全平息，而且先前的储君竟然领命出使我朝，因其身份特殊，北汉是否真有意与大豫建立邦交还不好说，且汉中未复，巴蜀终难真正安宁，久防并非上策，既然时机难得，也的确应当趁机先夺汉中。”
顾耿也未在乾阳殿久留，他告辞时，正见瀛姝已经置笔，似乎在检查录事行文有无疏错，这是他第二次和中女史近距离“接触”了，这回不同上回，中女史并没有干预事审，全程不发一言，可顾耿却知道哪怕是他的堂妹蓬莱君任职中女史时，也不曾受到国君如此的信重。
中女史毕竟只是女官，按理是不能参与朝事策定的，皇帝陛下虽然偶尔会询问中女史的意见，也多为内廷之事，可今日的事案，虽然陛下一直称为“家事”，然而往大里说，很有可能涉及储君的废易，其实根本就不能称为家事，而中女史明显早在今日审断之前，就已经对内情一清二楚。
陛下当然不想废储。
否则就不会把这件事案归为“家事”审结，顾耿的本意，也并非是要谏主废储，储君固然需要具备贤明的品质，太子为权位之争同室操戈的事让人忧心，可顾耿也明白错责也不能尽都归咎于太子，毕宿君的野心也是人尽皆知，真要论过错大小，弟先不恭，才是导致手足不睦的根本原因。
三十年前，顾耿在洛阳，虽然当年的他还没有正式获得授职，却也算亲历过九王之乱的“局中人”，可他根本无从判断势态，他的耳边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声音，他所看好的主公，结果在夺得权位后彻底暴露了狠戾无情的真面目，他大失所望，也曾心灰意冷，当时的家门宗长其实是他的祖父，冷眼看他借酒浇愁，自暴自弃，直至临终之前才将他唤去病榻前。
“七郎，便是我活到这把岁数了，也不敢说自己眼光独到，你得明白，人性本就复杂，你所辅佐的和扶持的人，未必就真具备为一国之君的才能……其实啊，这场乱争的开端不就是因为臣子过多干预储位归属引发的么？如果不是明帝一朝，那么多的世族都阻挠明帝立贤而不立嫡长的主张，何至于……没有惠帝，就不会有惠皇后摄政，也就不会有那场乱争了。”
“祖父是说，孙儿不应涉及位争？”
“唉，你其实根本就没有涉及位争，你的挫败感不在于你未能成就功业，而在于你没能够力挽狂澜，你真是太年轻了……不要小看了皇族，司空皇族本就是世家门阀出身，他们其实比谁都明白同室不能操戈，宗室务必齐心，可为什么还是酿成了这种巨祸呢？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得位不正，因此才一直无法压制世族门阀，皇权衰微，导致了明帝当年连储君都不能自择。”
明帝明明知道嫡长子无能，却没有办法择贤而立，当时佐助惠帝的大臣都认为他们是在扞卫嫡长继承的纲常，只有少数人支持明帝立贤的想法，可那些人的声音太微弱了，并不能够给予力挽狂澜的支持。
顾耿牢记着伯祖父临终前的教诲，他不能以自己的识见为真理，他不是君主，根本无法站在君主的立场去考虑究竟哪个皇子更加适合继承皇位，也许世上本不存在毫无瑕疵的君王，比如惠帝就是过于宽仁，放纵外戚独揽大权；又比如武帝能征善战，虽然平定了各地的暴乱，终于结束了战乱，可武帝时期连年征战所导致的财政难题，到头来却只能靠增加赋税解决，使得大族权阀兼并土地的现象加剧，武帝之后，皇权逐渐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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