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几家最大的地主刚开始就想着策划一场骚乱，但恰逢赵骏正在扫黑除恶，被迫中止。
可经过一年的时间，他们最终还是又决定掀起巨大波澜。
原因在于他们当时的势力其实还不算强大，仅靠苏州这些地主，掀不起什么风浪，再加上当时官府四处抓人，所以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经过一年时间观察，不少人发现官府还真就在扫黑除恶。只要成立社团，在城市里横行霸道，四处欺压良善者都会被抓走。
乡间虽然也有乡匪路霸，比如很多村庄都有村霸乡霸之类，但在大部分南方乡村里还是比较少。
原因在于南方的宗族观念比较重，上面有族长以及族老等德高望重之辈压着，下面就算有横行霸道的人往往也不敢欺压同姓同村同乡的人。
至于族长族老之类的人欺负本村本家人的行为也确实不多，因为南方宗族往往讲究诗礼传家，做族长族老都要讲究公平公正才能保持威望，否则下面的族人就会不服他。
所以即便有些举动，他们也必须用较为公平的手段处理。最多就是背地里搞些小动作，明着欺压抢夺、无故殴打、暴力胁迫等黑恶行为倒是不会发生。
因此在这样的秩序维持下，南方乡里的黑恶势力并没有多少。或者说有，但由于宗族观念再加上同族包庇，举报的人不会多。
所谓民不举官不究，不管任何时候都是这个道理。哪怕这些地主们家里有一些打手，可平日里都是伪装成奴仆，乡人碍于他们财大势大，自然也就三缄其口。
而那些被朝廷抓走的地主，也基本上都是收纳亡命之徒才被一同治罪。大多数地主安然无恙，并没有在这场风波中遭殃。
这也给了那些地主们勇气。
苏州作为鱼米之乡，宋代产粮最丰厚的地方，当地地主的利益损失最大。
以龚旭等四大家族为首的地主就觉得，既然朝廷还算公事公办，没有牵连他们，那是否就意味着他们也可以合理追求自己的诉求。
并且以前是他们的力量太小。
但如今经过一年时间的发酵，摊丁入亩已经席卷了整个大宋，严重损害了整个江浙地主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人振臂一呼，相信有不少地主会选择与他们站在一起。
于是龚旭等地主先与苏州其他大地主商议，再扩展人脉，又与湖州、常州、秀州、杭州、润州、江宁府等多地地主取得联系。
等到三月份的时候，就有很多地方的地主响应，他们约定带着人马，一同前往杭州转运使府衙抗议。
三月初，天朗气清。
经过一个月的筹备，诸多地主纷纷行事。
以龚旭为首的江浙地主决定来个先礼后兵，他们联名向转运使衙门请愿，要求取消摊丁入亩。
光家中有上万亩田地的大地主就有三百多人，其余数千亩到千亩的中小地主林林总总加起来，竟是有两千余众，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
要知道两浙路总计也才七千万亩，其中苏州、湖州、常州、秀州、杭州、润州、江宁府等地加起来就有四千多万亩。
剩下的台州、温州、睦州、衢州等十四州因为山区较多，田亩数量较少，因而合计才两千多万亩。
而这次闹事的地主们土地加起来恐怕就已经达到一千多万亩。
若是按照土地兼并的二八分来算，江浙路从几百亩到几万亩的大小地主们拥有差不多三千万亩土地，此次响应的地主基本上就已经是整个江浙路三分之一的地主在搞事了。
他们密密麻麻两三千个名字签在上面，都是各地很有分量的地主，那种只有几百亩的小地主，甚至都没有资格在上面签名。
江浙路转运使杜杞接到这份请愿书之后，原本是想着再邀请为首的那些地主好好谈谈。
但一想自己堂堂转运使，一路封疆大吏，数次与那些人好言相商，他们却当做耳旁风，实在是让自己没面子，于是置之不理，只是派人转达说摊丁入亩乃是朝廷国策，不可动摇，让他们好自为之。
消息传了回去，江浙路地主们非常愤怒。他们觉得朝廷实在是太傲慢了，如此损害他们的利益，却一直不管不顾，还采取了各种办法，把他们手底下的佃户夺走。
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从三月十日开始，陆陆续续就有大量的地主带着人手，浩浩荡荡奔赴杭州府城。
他们在各转运司、安抚司、提举司、常平司、御史司衙门外呼喝着请愿，到三月十五日的时候，杭州城里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呼呼啦啦竟是有上万之众。
十六日上午清晨，抗议的队伍就从北面的余杭门入城，随后各个街道的人流如潮水一般涌来，把整条街道都拥堵在一起。
辰时末刻，大量的人群就跑到了大瓦子街道，交通一时堵塞，除了各水门的船只运行还算通畅以外，其余地方的街市已经是水泄不通，来往的人根本难以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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