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惬意的日子中，陈玥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目前最紧要的一个目标，那就是顺利让家人们度过1959年到1961年的那一场对于全国人民来说都是灾难的时光。
自从身体好些了，她就经常跟着家里的大人去上山下河，凡是能被她发现的可以入口的食物，都被她找到并带回家中让奶奶、大伯娘、大姑姑用农家的方法保存起来。
山上的野鸡、野兔、竹鼠等小型猎物，被剥皮、码盐、熏干晾晒，制成了耐放的腊味。
野菜，比如山笋、蕨菜、香椿、荠菜、蒲公英等，拿回家洗干净，焯水、晾干，放入容器里码盐保存。
野山栗、野核桃、松子等干果，被摘回家后晾干，放到爷爷和大伯编织好的筐里，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
河里的野鸡蛋、野鸭蛋、鹌鹑蛋等，可以腌制。
鱼、虾、鸭子等也是像野鸡野兔一样，制成耐放的腊味保存。
当然，这些是陈家人默默做的，虽然他们不明白自家乖巧的满满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寻找各类可入口的食物，但这毕竟是50年代，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陈玥的举动，对陈家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毕竟他们家地窖已经越挖越大，里边的东西也堆放的越来越满。
很快三年便过去了。
1958年，人民公社大食堂，劳动人民喜洋洋。一场遍及全国的“大食堂”政策开始推行。
所谓“大食堂”，就是生产队将每家每户的做饭用的锅都收集到一起，全生产队的全体社员们都集中在一起一块通吃一口锅里的饭，因此，“大食堂”也被称作“大锅饭”。
“大锅饭”强制取消了农家的“小锅饭”，用有限的粮食敞开供应，陈家村也不例外，大家都在一起吃饭，因为吃的是公家的饭，自然吃敞开了吃，甚至吃不了兜着走，还出现了粮食浪费的现象。
家里的锅碗瓢盆，还有明面上的粮食都被集中管理了起来，由生产队统一保管，生产队的公共食堂统一使用。
陈宏业和黄招娣解放前都是去外面见过世面的人，他们对这种形式不是非常感冒，因为他们觉得，就算是公家的粮食，也应该是有定量的，大家这么吃，过快消耗掉存粮，万一发生个什么特殊情况，那就完了。
还有，既然是“大锅饭”，那就别想吃的多精致了，以前个人管个人，陈家偶尔还能蒸个腊肉之类的打打牙祭，现在明面上都不允许社员开火了，多少觉得哪里有些不太对劲。
但这个时候，谁敢说对这个政策不满意呀，肯定是不敢说不对的，因为这是上面的政策，谁敢违背，那就是“反革命”，这个罪名他们陈家可不敢背的。
于是，老两口便悄悄让自己的儿子和姑爷，千辛万苦弄回来一口砂锅，虽说不能炒菜之类的，但是烧个热水或简单做个稀饭之类的吃的，还是可以的。
再加上地窖里存的余粮，陈家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要不说出去见过世面的有先见之明呢，“大锅饭”开了没多长时间，便因为粮食消耗过大，无法继续下去而被关掉了。
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1月份，报纸上的消息，东北华北一带出现了严重的春旱，这场春旱一直延续到4月份，影响了三百万公顷左右的农作物。
2月到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多个江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两百万公顷左右的农田被淹没。
同时6-8月，江淮流域出现了大旱灾，到7月底受灾面积有八百多万公顷，持续到8月旱灾已经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在两千多万公顷。
同时，7月在部分地区，突降大暴雨，山洪暴发，又是两百多万公顷的农田被淹没。
除了干旱和洪涝灾害，还有严重的霜冻和台风灾害。
霜冻和台风灾害，又导致了三百多万公顷的农作物受害。
严格意义上这场灾难从1958年就开始了，但因为受灾面积并不是特别广，也就没有太多人关注。
1960年，旱情持续扩大。
1961年，旱情持续。
甚至在1962年，全国仍有大面积旱灾。
自然灾害导致了粮、油、蔬菜、副食品等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
陈家村很多人因为饥饿、严重营养不良出现了浮肿病及各类疾病，甚至有老人和小孩因为饥饿而丧失生命。
陈家人默默苟在自家的小院里，连门都不愿出了。
他们家因为地窖里的存货，有东西可吃，整家人的状态都与村里那些饿到浮肿的村民不一样，自然不敢出门去招别人的眼。
就算出门，也只有陈宏业一个人出门，出门也是穿着最破的衣服，将脸上、身上、头上弄的脏兮兮才敢出去。
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也能看到陈倔驴的精神状态与大家伙完全不一样，还有村民嚷嚷着他们家是不是有存粮什么的，被陈宏业以家里在机械厂工作的大儿子和大姑爷，还有在政府工作的小姑爷经常接济为由给打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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