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5年2月3日）
重逢木兰姐的第二天，波历就带着那个杯子去了四区的医院。
他在医生办公室里找到了瓦西里。瓦西里惊讶地看着他：怎么了？你有什么不舒服？
波历说：有件事，我不知道应该找谁。
他拿出那只杯子。他说：我怀疑有人在这个杯子里的饮料里下了什么药，应该是有毒的，我怀疑是什么细菌或者病毒。可是我那里的食品测不了这个。不知道你们医院是否有这样的检测设备。
瓦西里说：你说里面有细菌或者病毒？
波历说：目前我只是怀疑。
瓦西里没有追踪问下去。只是思考着，同时看着波历。
波历说：不行吗？
瓦西里说：你放着吧。我们这里也没有这样的仪器，恐怕要送出去检测。
波历说：你是说托送件的人送出去？那可不行，这件事情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
瓦西里说：我知道。我有人可以托。你放心吧。
波历跟瓦西里虽然接触不多，但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不会害人的人。
尽管如此，他还是担着一份心的。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他的担心也一天天地增加。
当然了，瓦西里完全可能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早就忘掉了。
也许他随手就把那个杯子扔掉了。
但波历的感觉告诉他，瓦西里不会的。那天，他没有多问，但是他的神色里有一种沉重感。
可是，毕竟日子过去得有点太多了。
这期间，波历到医院去过两次。到医院里去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没有人会注意。到了大堂里，你不去挂号，直接往里面走，一般也不会有人问你什么，因为你可能会直接去找某个医生，也可能会去探望某个病人。这里所有的医生护士都跟他有脸熟的关系，他们见了他都会点头微笑。我不问他们什么，他们也不会问他什么，反正多问一句就会多一些麻烦。
他第一次去的时候没有见到瓦西里。他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里面没人。
他第二次去的时候在过道里见到了梅根。她站了下来，看着我。他说：看见瓦西里吗？她说：他有几个星期没来了。他说：他自己生病了？她说：应该不是，他经常不在医院里的。有时候是出诊，那也许当天或者第二天就来了。有时候他一走就是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我的一个小姐妹说过，他和另外两个医生经常到中心医院去的，也许是那里缺人。我从来就不多问。
这第二次就是最近的事，也就是三天前吧。
今天傍晚，波历从实验室出来有点晚了，可是他有些累，他想先回宿舍躺一会儿，然后到餐厅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去吃些东西。
在他推开宿舍的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轻微的声音。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来回推拉了几次这门，一张小纸片露了出来，应该说露出一个角。他按着这个小角，拉出来一张折叠着的小纸片。只是对折着的。可是由于这纸片本身就很小，所以不多拉几次门还看不到它。
打开这张小纸片，他一眼就认了出来，这是医院里给病人写下次诊疗日期的专用纸片。纸片上方印着“第四研究所西区医院”几个英语词。
纸片是空白的，两边都是空白的。
他走进洗手间，放了一点水，浸湿了这张纸片，然后对着灯光看。但纸片仍然是空白的。
他不吸烟，所以也没有打火机。否则他会再试着用火来烤一下看看。
搞得像谍战片地下斗争似的，他想。
是谁呢？这么谨慎小心地发出一个信号？他想，反正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地点。至于是谁放在他的门下面的，也许到那里就知道了。不是梅根就是瓦西里。
于是他直接就去了医院。
他到医院的时候，路灯也都开始亮了起来。
一个小护士对他笑笑，说：找梅根姐？他对她笑笑。她说：我刚才还见到她的。我说：谢谢！小护士说：不是这边，是那边。他说：谢谢！就往她说的“那边”走去。
他本来是想往她说的“这边”走的，不得已地走到了“那边”的过道。他经过的那些诊疗室门都是开着的，可是他没有见到梅根。
在“那边”的过道尽头处，波历拐进了横向过道。一路上也没有见到梅根。那些关着或者虚掩着的门他也没有去推。他从横向过道走到“这边”的过道。他发现他走过了，他意思是说，他走过了一个虚掩着的门，那正是瓦西里办公室的门。
门缝里透出灯光。
他敲了敲门。门里传出的正是瓦西里的声音：请进。
他推门进去后，看到瓦西里正在桌上写着什么东西。他头也不抬地说：请关上门。先坐一下。
然后，瓦西里抬起头来看着他。他说：你好波历。
波历说：你好瓦西里。
波历有些惊讶。因为从他敲门开始，瓦西里显然就知道是他来了。
瓦西里说：不好意思。有一些事情耽搁了。再加上这个化验有点复杂。我今天才拿到了化验结果，尽管只是初步结果。我知道你着急，所以特地赶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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