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田机场的国际到达大厅，上午十点的阳光从巨大的落地窗斜射进来，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陈明站在行李转盘旁，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背包的肩带，眼睛盯着转盘上缓缓移动的行李。他二十三岁，刚从北京电影学院动画系毕业半年，此刻心跳快得像刚跑完一千米。
他的背包里塞着一本速写本、两支用了三年的铅笔、一个万籁明先生亲笔签名的笔记本，还有临行前母亲偷偷塞进去的一包大白兔奶糖。速写本的边缘已经磨损，翻开第一页，是四年前刚入学时画的第一张分镜——现在看来稚嫩得可笑，但他一直留着。
行李转盘启动的提示音响起。陈明身后的同伴们——总共七个人，都是“叶飞文化基金会”首批资助赴日学习的动画师——不约而同地往前凑了凑。他们都是二十到三十岁的年纪，穿着朴素，有人背的双肩包拉链坏了，用别针别着；有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膝盖处磨出了毛边。
“来了！”一个叫徐峰的年轻动画师低呼一声。他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比陈明大五岁，已经有四年工作经验。
黑色的行李箱一个接一个滑出来。陈明看到了自己的——深蓝色的箱子，四个角都贴了透明胶带，那是去年去西安采风时摔坏的。他上前，用力把箱子从转盘上拖下来，轮子在地面上发出沉闷的滚动声。
七个人，七件行李，整齐地排在传送带旁。他们互相看了看，没人说话，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着一种混合着兴奋、紧张和难以置信的光。
“人都到齐了？”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陈明转过身。说话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深灰色的西装，没打领带，头发梳得很整齐。他手里举着一个简陋的纸牌，上面用中文写着“欢迎叶飞文化基金会学员”。纸牌边缘已经卷曲，字迹是用黑色马克笔写的，笔画有些歪斜。
“我是山下芳雄，樱花社的社长。”男人用生涩的中文说，然后切换成日语，旁边一个年轻的女翻译立刻开始翻译，“欢迎各位来到日本。车在外面，我们先去宿舍安顿。”
陈明和其他人跟着山下走出大厅。十一月的东京空气清冷，风一吹，陈明打了个哆嗦——他没想到会这么冷，身上只穿了件薄夹克。徐峰看到了，从自己包里翻出一条灰色的围巾递给他。
“先戴着。”徐峰说，声音很低，“别还没学习先感冒了。”
陈明接过围巾，羊毛的，很柔软，围在脖子上立刻暖和起来。他低声说了句谢谢，徐峰只是点点头。
大巴车是樱花社租的，车身侧面印着巨大的Pocket Star广告。车上已经坐着几个人，都是樱花社的工作人员，见他们上来，纷纷起身点头致意。语言不通，微笑就成了通用的交流方式。
车子驶上高速。陈明靠窗坐着，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看着窗外掠过的东京街景。高楼，广告牌，电车线，骑自行车的人，一切都陌生又新鲜。他想起离开上海后，先到的香江，万籁明先生把他们叫到会议室。
“出去看，出去学。”万老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刻在木头上，“但别忘了为什么出去。学技术，学方法，但魂要守住。回来的时候，要带着别人的好东西，但更要清楚自己的好东西是什么。”
当时窗外在下雨，雨水顺着老旧的窗玻璃往下淌，万老的脸在昏暗的光线里显得格外严肃。陈明记得自己手心全是汗。
“陈明。”旁边有人碰了碰他的胳膊。
是同行的女孩，叫林晓薇，广州来的。她指了指窗外，眼睛亮晶晶的：“看，东京塔。”
陈明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那座红色的铁塔在远处矗立，在灰白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醒目。车上其他人都凑到窗边，小声议论着，拍照。山下芳雄从前面回过头，用日语说了句什么，翻译解释道：“社长说，明天安排大家参观东京塔。但今天先休息，倒时差。”
车子最终停在一栋六层的公寓楼前。楼不算新，但很干净，门口种着一排矮松。山下领着他们上楼，分配房间。两人一间，房间不大，但设施齐全。陈明和徐峰分在一间。
放下行李，徐峰先拉开窗帘。窗外是典型的东京居民区风景——密集的楼房，晾衣杆上飘着衣物，电线在空中交错。远处能看见小学的操场，有孩子在上体育课。
“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徐峰说，点了支烟——他烟瘾很大，但在公共场合从不抽，只在房间里。
“你想象中什么样？”陈明打开行李箱，开始整理东西。
“更……现代化？更科幻？”徐峰吐出一口烟，笑了，“其实这样挺好，真实。”
楼下传来喇叭声。是樱花社的工作人员来接他们去公司。简单收拾后，七个人再次集合，这次都换了稍微正式点的衣服——最好的衬衫，最挺的裤子，虽然有些人的衬衫领口已经磨得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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