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素娥回到家后一病不起，去医院检查乃积劳成疾加之受惊所致，宋紫嫣无比愧疚是自己害了老板娘，李阿伯见状遵照安素娥的指示关停了小旅馆，成衣店的生意也只接老客户的订单，店里的师傅们一个个离开，只剩下蕙兰、赵姐、李阿伯和邹姐。
包括安素娥在内的所有人都心照不宣，没有追问宋紫嫣的真实身份，紫嫣也依照上级领导的指示切断了与组织的联系，转眼到了一九四一年初秋。
年满二十二周岁的宋紫嫣正式成为熊记成衣店的掌门人，生意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安素娥的身体基本康复，每天做些力所能及的轻活，小方牺牲的阴影慢慢散去，却似乎仍活在每个人身边。
将近一年时间宋紫嫣没有与许冠发和何仲勉取得联系，但每天都会看报纸了解战事进展，早在去年年底，对日宣战的英法守军就撤离了租界，南京路两侧围观的百姓们望着外国大兵队列整齐地赶往码头，目的地是前往香港驻守。一九四一年初，美国也撤走了驻沪海军陆战队，随即由武装摩托车和装甲车开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开进公共租界区，把守示威。而整个大上海的政治、经济、金融秩序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重庆和南京以及重庆和上海的政治人物出于各自的利益作出踌躇不定的决策，使得抵抗运动和投敌合作之间的界限变得更为模糊不清，而日本人并没有把南京伪国民政府当作真正的合作伙伴，只是将他们认作附庸，没有给予任何经济援助，让他们自生自灭，因此南京政·府和上海特别市·政·府只能靠敲诈勒索为生，利用七十六号特务组织从位于他们控制的上海西区的赌场、大烟馆和女支院里大肆搜刮钱财。
面对国·共两·党有组织有系统的暗杀活动，汉女干们展开反暗杀行动，主要手段就是暴力，令本以混乱不堪的租界变成了一个没有硝烟、却充满恐怖气息的战场。自古以来以牙还牙的规则在这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银行家对付银行家，出版商对付出版商，对立的双方中只要其中一方杀了人，对方就立刻以杀人作为报复手段。投敌分子没有能力对付租界内的那些报社，就委托七十六号特务组织暗杀新闻记者。在他们决定处决的人员黑名单上，仅一九四一年间就列有七名外国记者和八十名中国记者。纵使报馆俨然成了堡垒，依然难免受到越来越多的袭击。恐吓邮件携带着被砍断的手和手指寄到报社，被害者的头颅被悬挂在路灯下示众，或被扔进路边的排水沟。针对银行家和其雇员的恐怖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租界内的金融活动。
尽管南京政·府强制发行了中央储备银行的新货币，但重庆的货币仍在租界内流通。此时，个别谋杀变成了集体杀戮，袭击变成了轰炸，暗杀小组演变为城市游击队。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夜，为了报复中央储备银行被袭击，七十六号特工悍然闯进中国银行的职工宿舍，挟持一百二十八名雇员为人质。汉女干以暴制暴的行动使得租界提供给中国抵抗运动者的有限保护越来越成为泡影，通敌分子有了新的更大的活动天地，国·共两·党在上海的组织进一步衰弱。
从全局来看，一九四一年是抗战爆发以来日本最为猖狂，中国最艰难的一年。
首先，国际局势对我不利，一九四一年四月，日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六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承压巨大，日本得以抽调更多防御苏联的部队对东北抗联进行围剿，进而进军内地。日军的行动一方面导致抗联在艰难的环境下几乎全军覆没，其残部不得不退至苏联境内，另一方面中原地区也遭到了日军更多的入侵，苏联的援助也在这一年被切断。日本的盟友德国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占领了苏联西部大片领土，苏军被大量歼灭，形势濒临崩溃，苏联自顾不暇，自己的士兵都做不到每人一支枪，再加上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更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对中国施以援助。此时东南沿海的对外通道已全部被切断，能够进入中国的援助路线只剩下西南的滇缅公路，而这条生命线也在日本占领缅甸后岌岌可危。
其次，国内抗战形势惨淡，一九四零年冬，敌后战场百团大战的落幕，让日本人明白八路军是其心腹大患，隐藏于农村的人数众多，不可小觑，欲除之而后快。一九四一年日军对华北根据地采取了“囚笼政策、三光政策”，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炮楼林立、铁丝网遍地，壕沟更是千沟万壑，冀鲁豫大扫荡让民众苦不堪严，损失惨重，使本就资源贫瘠的根据地局势更为艰难，八路军举步维艰。而蒋·介·石悍然发动的皖南事变让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损失惨重，两·党合作险些决裂，重庆方面政策的转变让日本人乐得渔翁得利，真是亲者痛、仇者快，使得日本侵华战争变得更加猖狂和飞扬跋扈，进而觊觎着整个亚太地区。
虽然许冠发领导的上海地下情报网处于静默状态，但作为核心的永宁书局却始终与外界、特别是上级组织保持着联络。由于日本人对电台等重要元器件的封锁，许冠发始终用那台何仲勉保存下来的电台发送电文，报务员是宇东，但其功率过低无法接收电文，好在宇东是无线电方面的半个专家，不但将电台伪装成一台收音机，还从旧物市场买来高功率收音机，从里面拆下铜线圈等配件将电台进行改装，功率从原来的十五瓦提升至七十五瓦，不仅可以接收电报，且线圈方便拆卸，以备不时之需，但同时也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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