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涛亲自外出，其中一次是是约见大理寺卿，这个大理寺卿，和他不是一路人，也没有过节，他亲自上门拜访，也是无奈之举，只能报案。事情出来后，他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震怒，但官当到这个层级，理智已经渗到骨头里，他已经认真分析过这个事情。
最大的可能，来自于朝堂，经常和自己唱反调那几人，其中余胜就是之一，却不是可能性最大的。
让他困惑的，是这个手段，与以往政敌互斗的方法差别很大，过去如果想要造舆论，都是官员之间先有传言，而这次是在官员夫人之间先传。
第二个困惑，是书，出书前期还需要有人编写、校对，这都需要不少人力，悄无声息甚是困难。整个过程，至少要几百两银子，这本书的印制几乎没有瑕疵，成本定会更高，而从崔连海出事到现在，也不到一个月，在如此短的时间出一本书，成本又会提升，两千两银子可能都不够，而愿意花这么多银子的人，并不多。
有了这个基本的预估，张林涛把目标缩小了不少，他已经确定，此人一定就在杭京内。
大理寺卿第三天给他一个回信，杭京城内十六家印坊均没有承印此书，但其中至少有五家有这本书，都说是一个年轻和尚送来的。
张林涛现在只想把事情压下去，如果扩散，对他肯定不是好事，如果有好事者拿给皇上，皇上不会相信，但也不会有印象，如果找不出仇家，这个亏就白吃了。
从专责小组的记录上看，张家受“送书事件”的影响，在半个多月后逐渐下降，来往宾客数目逐步恢复正常。
参谋部不想让张林涛闲着，所以二十几天后，某天一大早，杭京城几家着名的学府门口都放了一叠书，旁边还有请先生、学生自行取用的说明，这书自然是《觉缘法师南行记》。
等张林涛知道此事时，已经又过去两天，各学府明令收缴此书，学府收缴后把书都送给大理寺，但张林涛总觉得没有收缴干净，而此次影响的范围，也从官僚群体扩散到民间。他是不知道上次的书都已经送到酒楼、药房之类的地方，民间早已传开。
张林涛经过此事的打击，朝中事务都参与的少了，更别说再起心思针对毛海涯，参谋部却不能让他消停，又过了一个月，杭京周围几个县都出现了这本书，官场自有默契，有人收缴后送给张尚书，但越是收缴，这个东西就传的越玄乎，街头巷尾居然有人能够把故事情节背出来了。
有皇宫内臣私下告诉张林涛，皇帝已经看到了那本书，张林涛急忙谢过，前去求见皇上。此时的皇上已经变成了陈近锁，号称文武双全，可惜上了一次战场，被金狼人冲破防御，差点被活捉，之后再也不上战场，连带对武将也很反感。
皇帝本人虽然治国不行，却也勤政，也不独断，手下一帮文臣武将，都还算是勤勉，国家虽屡次战败，却并未伤及根本，反倒是最大的对手金狼国，国力日衰，第二大对手西梁国，也逐渐有了亡国之象。
见到文帝，张林涛大礼参拜，口称有罪，文帝叫他平身，张林涛抬头一看，见文帝手边正有一本《觉远法师南行记》，看样子，文帝正在翻看，只是还没有看到“自己”出场的地方，心中大为感谢报信的太监，看到皇帝还没有看到关键位置，张林涛再次跪倒，嚎啕大哭道：
“皇上，臣一心为我大陈，不想竟然受此书诬陷，欲将臣打为投靠金狼，坑害忠良之人，如今此书已经流传甚广，微臣于朝堂再无立足之地，在野名声丧尽，臣唯有一死，方可明志啊。”
文帝装做大惊，问道：“朕初见此书，看似神怪小说，虽是粗鄙，却也别有味道，难不成此书与爱卿有关？”
“皇上，此书杜撰微臣谋害那失踪的知府崔连海，前因后果说的惟妙惟肖，内容尽是胡编乱造，意在攻击微臣，微臣已无活路，还望皇上赐微臣三尺白绫，以明臣志。”
文帝心想，哪里找不到三尺白绫，还找我来要，面上却是露出焦急之色，说道：“爱卿明言，何事至于此？”
张林涛无奈，只好将书中所讲内容给皇上复述一遍，专门指出每一个不实之处，有些还说明证人证物。
张林涛复述、辩解的辛苦，皇帝憋得更辛苦，他早已知道此书是杜撰，但就是想让张林涛给他解释，看他那难受的模样解气。这些老臣，皇上有一点事情，他们就上一本，教自己如何做人，现在到了他们自己身上，自己也好看看他们如何做人。
几乎是强忍着没有笑出来，文帝浑身舒畅，等张林涛讲完，立即下旨：“将《觉缘法师南行记》列为禁书，不得私藏，讨论，为张尚书证名，并无此事，命大理寺查此书来源。”
张林涛再次磕头谢恩，心中却是知道，皇上没有当真，这旨意下的，并无处罚措施，而大理寺查案，也可长可短。
不几天，案情居然有了进展，姑苏县抓到一个送书之人，地方官员不敢怠慢，直接送到杭京，大理寺卿不愿独审，差人把张林涛请来，监看审案过程。大理寺卿本来也预计难有什么结果，却很正式的把张林涛请来，就是为了堵住他的嘴，免得他说自己办案不利。
案情确实没有什么进展，此人说一个年轻和尚找到他，让他帮忙送几本书，每送到一个地方，就能得一两银子。又是这个年轻和尚，照例让此人描述和尚样貌，画影图形。
朝臣私下里对此也是议论纷纷，张林涛心中告诫自己，不要关心其他人的议论，可是各种传言还是不经意传到他这里，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他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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