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学生更熟以后，大家似有好多话要跟她说，总有学生以写纸条的方式问她这问她那。或仅仅是说一件心事，一件不能给别人说的心事。看到学生这样子，她就让学生用写周记的方式和自己谈心。告诉学生写什么都行，只要是自己心中所想所虑，觉得有必要给老师说的都行。学生们很有热情，每周一交的人数也齐。
只她没想到，自己每周去翻看那些周记时，心却不断地发抖。
当老师没有走进学生的心田，学生身上的共性是主要的。
学生作为教育对象在你而言是整齐划一的，自然也是简单的，向下望时五十四双眼睛都是晶莹透亮的。可是现在学生慢慢地将他们的心摆在了你的面前，你看见了太多的苦楚与忧伤。
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快乐的，当然他们也有快乐的时候。但不少学生每天是在一种无言的苦涩中度过的。有父母不和，天天吵架的；有父母因自己是个女孩而对自己轻视，甚至歧视的；有哥哥不争气，全家人天天提心吊胆的；有父母重病在身的；有家里特别贫困的；有父母离婚自己跟着爷爷过的；有同桌不合的；有觉得同学人嘲笑自己的；有认为老师偏听偏信不关心自己的；有给老师提意见打小报告的；也有什么都好着而自己感到活着没意思的。
每看一回周记，学生在自己的心里会更加生动起来。
他们眼睛不再全是清纯的，而有了忧郁和迷茫。
在方春华心里，简单的教育对象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
一个叫白海兵的学生写他的家在东杈，离镇上较远。他说他每天起得早却来迟，有几回扫地都没能扫成。老师批评了他，他心里很难过，却不知怎么给老师说的好。他父母到新疆打工去了，家里只有奶奶和他兄妹两。但奶奶现在病了，他每天早上起来，要给大家做饭，要给奶奶熬药，还要送妹妹去学校。走前还要为妹妹和奶奶把中午饭准备好。这一切做完了才能到学校去。晚上回去又是如此。
白海兵再没写啥，没说让老师原谅他。只问方春华，他该怎么办？方春华也不知他该怎么办。只读着那些还稚嫩的文字时，那个平日沉默寡言，身体瘦弱的白海兵就到了她的眼前。她想不到在他瘦弱的肩上会担这么多东西。
方春华每看一回周记，就觉得自己面前不再只是五十四个简单的教育对象，而是五十四颗不停跳动的心。每一颗心都等着她的关心和呵护。在这样的心态下她都不知什么样的学生是坏学生，是作业没交的、是抄别人作业的、是打架的、还是旷课迟到的？
是的，当你真正了解了一个学生后，你的眼中就不会再有所谓的坏学生。
他们身上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只是一种“病”，他们只是一些有“病”的学生而已。而没有一个学生是想得“病”的，即便是那些在很多老师眼中的坏学生，在方春华的心里他都是向善的，是渴望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尊敬。
从这些周记中你至少可以看到没有一个是自甘堕落的学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教育不好的学生，只有不称职的老师。
对于一个老师来说，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这些学生治“病”。可方春华发现自己不是好医生，面对学生各式各样的“病”，你在了解了他们得病的深层原因后，你就不知怎么去治了。
同莫船、愚同、连舟他们谈起这些时，他们也有同感。
愚同说，我打学生吓着了你，那是你总是站在学生的角度。你对他犯错时的心理活动看得清楚时，你就会体验到他的情绪，承受他的压力，而最终会站在他的角度去原谅他。可这样了，你就不能当机立断的当头棒喝。
愚同说到这里看了他们几个一眼，又接着说，但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压力和恐惧感是他学会自我约束，激发内在潜能的有效途经。可过多的了解会使我们丧失棒喝的勇气，而更多的陷入一种情绪中。这倒不是说打学生是对的，而是一个人总要有一定的压力和恐惧感，要有对生活痛楚刺骨般的体验。这种东西若不能通过自身对生活的体验获得，那只有让外力施加。否则一味的温情，那也造就不了一个学生。主席当年说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觉得这教育也不是请客吃饭。
听他这么说，大家倒笑了。莫船说，你说的深了，不过说的倒也不是没有道理。但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学生总被温情包围着，而是不少时候恰恰相反。但矛盾也在这里，按理说，要教育一个学生就要最大限度的了解学生，不了解学生就不能教育学生。
说到这里，莫船停顿了下，看了眼春华说，这就如春华感受到的一样，了解的多了我们又犯难了，因为很多所谓的病的根源会延伸到家庭，延伸到社会，这又是我们教师所无法解决的。教师所能做的无非是一些简单的救护，如止血之类。就是这止血类的事，有时也需要当机立断，可你又了解他，觉得再不能让他遭受痛苦。于是你心软了，话轻了，手放下了。可这样了就是对学生好么？打当然不对，可不打就是对么？我们能否在打外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呢？其实咱们只能就事论事，不论什么原因，迟到旷课，不交作业，抄袭作业，打架斗殴，抽烟说谎总是不对的，总是要加以惩罚的。不能因为原因的不幸而为不良结果开脱，或许更应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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