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回这些学生后，刘斌在会上说，给我汇报时，不是说个个叫不回来么？不是已去了七八回了么？不下功夫，不解决学生问题，能叫回来吗？学生心里其实都想念书的，是咱把学生弄怕了，弄的都不敢在你班待了。我看不是叫不回来，是咱有问题，还不诚心。平时觉得自己还能行的很，现在你觉得你像个教师么？
校长这么一说，叫的老师们就有气，也气学生。我叫你你死活不来，校长一叫你倒来了，这不是给老师难堪么？有老师讲，说的好听，帮学生解决问题，别的老师有啥权力免这免那的，有啥权力可以叫学生不住宿，早走晚来的？说的倒好听这叫解决问题吗，一个教师有啥权力？
可有怨气归怨气，还得去动员，这黑天白夜的就有老师去。
就有不少老师的身影在这年阳湾冬天的夜里穿行，那样的情景会让很多老师忘不了。半夜里骑了车子在阳湾的川里原上，在村民的土炕头上拉话，聊天。好多回都是无功而返，但每到一个学生家里老师们又总会得到些东西。特别是那些贫穷的家庭让不少老师惊讶，生活中比我们苦的人不是少而是太多了。看着这些家庭，想想我们对学生所做所为，会让不少老师感到心里沉甸甸的。
有个中陵的女孩子，母亲是个痴呆人，父亲还出了车祸，下面有个弟弟，上面还有个瞎眼的奶奶。三间低矮的厦房十分的破败，但这就是她的家。这样的学生怎么上学？可这个女生升到阳中去后还坚持了三个月，每天早上她要为家里人做好饭，看大家吃了，送弟弟上了学，她才往学校赶。每晚很晚回来，又才做一日里的第二顿饭。
可我们让她非住宿，非上操，让她非要七点到校，她就坚持不住了。可那时我们老师在哪里？学校在哪里？班主任动员时知道这些后，听说当着那学生和她父母的面流下了泪，说对不住他们，可又不知怎么把这学生叫回来？不知这样的学生该不该上学？他们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上学对她是太不易了。好多老师听时心里都有种自责。
刘斌没有到这个学生家去，动员流失生工作最终以动员回来五十一名学生收场。这时又到了期末考试的日子。刘斌在会上说，各人把自己的教学要抓紧。不要每年考评出来了，你意见多，你要平时多蓄水，多磨面。咱这几周来，一动员流失生有些人就把教学放松了。看看那些学生为了上学有多辛苦，咱怎么做才能对得起他们？农村孩子的出路在哪里？就是考学，别的说的再好也是空的。咱大多数老师是农村出来的，应试教育好不好？没有应试教育，不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你能有今天？现在你倒攻击起应试教育来一套一套的。国家又涨了工作资，而且还要涨。工资涨了，咱的工作热情，我看也得涨涨，别只发无用的牢骚。
教师们就有些无言，刘斌说的话你是没法反驳的。只感觉道理全让他讲了，可听在心里就有些堵。
年终考评和去年一样，得到的人是少数。愚同倒是得到了，他按学校管理人员计分，这二十分在中三组就要比别人高出许多。至于德和勤的差距都不大，按理说占六十分的绩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可愚同研究来研究去，发现这绩如同虚晃的一枪把好多人套住了。六十分的绩，每年四次大型考试，特等奖以八分计，四次全是也不过三十二分。别的成绩要靠竞赛成绩，发表文章，论文获奖，以及被评为各种校镇县市省国家级的奖来算，这对大多数老师来说都不可能。所以六十分的绩，大多数人也就二十分左右，没有人可以把这六十分全拿来。所以最能区分大家的绩并不能把大家区分开。而最能区分的恰恰在由人来设定的能这一项上。
今年愚同在考评小组，而且还是小组的秘书，也就更能清楚的看到这一过程。原则没错，项目没错，但问题就出在分值上。每项的赋分没有可以依据的标准。学校管理二十分，班主任六分的依据是什么，你找不出？找不出你就不能说错，可为什么校级管理给20分，班主任的管理只有6分？没人跟你讲。一个特等奖赋八分，还是十八分也没有标准，既然没有标准你就无法说它的错与对。大家最初也都看不清这个问题，可即使看清了，你又怎么说？领导就是比班主任重要，至于重要到什么程度说不清，分值上显示的是二十和六分的差距，你能说它错吗？不能。所以一切都在合理的程序下进行，让你无话可说，但你就是感到不公，不平。问题就在这，你有想法可以，只要你讲不出来就行，可你就是说不出。
愚同觉得自己应说一下，可试了几回没有站起来。考评小组的成员大都是利益既得者，自然个个聪明，一切也只能如此了。得了优秀的愚同心里不是个味。这个优秀成果是自己投靠朝廷得到的第一个真实回报。如果自己不投靠刘斌，不被刘斌看重，不被放在办公室，不拿那二十分的管理分，自己不会比别人成绩高的。这个二十分可以顶五个一等奖。所以这个优秀本质上是刘斌给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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