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汉水北岸，从硚口到集家嘴，江面上商船穿梭不息，连绵十几公里。
岸边大小码头林立。其中最为着名的有八码头即二十八码头、大码头、四官殿、花楼、关圣庙、老官庙、接驾嘴（如今的集家嘴码头）。
高祖父从山里运出来的药材、皮毛、猪鬃等山货一般会卸在沈家庙码头，返程时会到下水不远处的集家嘴码头上货。
集家嘴码头旁边就是大汉口最为繁华的商品集散地——“二十里长街八码头”的汉口镇正街——官街（今汉正街）。
官街上店铺林立，商贾云集。
市场分东、西、中三段。西段以粮油、棉花、什业居多；东段以药材、人参燕窝、金银珠宝、票号当铺为主；中段最为繁荣，密集着百货、布匹、山珍、海味、纸张、文房等大小商铺。
当年汉水两岸停泊的船只常年维持在两万四五千艘左右。汉水口两岸码头区，作业繁忙，通宵达旦，是“万家灯火彻夜明”的不夜之港。
汉水沿岸大大小小近30个码头上，皆由码头大头佬、小头佬统领着码头挑夫（汉口话俗称扁担），按照帮口势力与宗派范围，划分区域，搬扛货物，起坡下坡，不得有一点超越，否则就会酿成一场“打码头”流血械斗。
码头上的大头佬，通常是身着白裤褂，腰系黑飘带，头戴大礼帽，能武善打，且都有军政后台，因此威震一方，常能坐地分成。
头佬下有扁担名额的搬运工，每搬扛一天货物，按码头当天收入，由头佬按份分钱，每人三五银元不等。
无扁担名额的临时工被称为“拉洋荒”的，属于最底层的码头务工人员。他们的收入与头佬按四六、三七甚至是二八开，往往辛苦一天也只能得几角、块把钱。但若想补上一条扁担名额，则需向头佬交付高达二、三百银元的扁担费。如此高昂的扁担费，使众多的“拉洋荒”的临时工，根本不敢问津。
而跑船的船夫们为谋生计，不得不冒生命危险。
常年行船于大江风涛之中，覆舟丧生的事故如家常便饭。
码头夫的命运则更凄惨，他们大多是破了产或失去土地的农民，为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来到汉口，找到做码头挑夫的席位，才能在一些偏僻的小饭店或沿江沿河胡乱搭建的棚子里落脚。没有活干的，则在后湖一带（如今已是马路宽敞、高楼林立之地）的荒郊野外临时搭个窝棚栖生，这些人被官方称之为“不耕、不织、不贾、不商之民”，“庞杂足虑”的社会“危险分子”。
汉口的大部分原本是一片湖沼地带，泛称后湖。
每到夏秋汛期，汉江与府河之水屯聚于此，多会酿成水灾。因而有“水涨千层浪，水退满湖荒”之说。
为治后湖水患，汉阳府在汉口镇后面修了一道长堤，人称元公堤，又名后湖堤。堤后有一条修堤取土形成的水渠，因其盘绕如带，故名“玉带河”。
每年夏秋季节水面上涨时，玉带河可以疏导汉江与府河之水，绕元公堤至堤口注入长江。后来堤上逐渐有人居住，继而发展成一条街道，名曰堤街（也就是今天的长堤街与东堤街）。渐趋，堤内与堤上人口愈加稠密，再也找不到建屋之处。人们便纷纷选择玉带河以北地势较高之处，垒石堆土筑成墩、台，盖房居于其上，于是在汉口便出现了一个个以各种“墩、台”而命名的居民点，至今尚存。
……
每次从汉江源头顺水出山时，高祖父的帆船都会满载着山里出产的生漆、桐油、木耳、香菇、兽皮和各种药材，顺风顺水直抵汉口。
在沈家庙码头把货物卖掉，然后再到集家嘴码头换成山里需要的必需品。
当船只拉着布匹、盐巴、针头线脑等一些生活必需品，从汉口或者襄阳溯水而上，离开汉江主流进入其支流堵河往深山逆水而上时，便处处险滩急流。
越往深山里走，水面越窄，水流湍急，险滩也一个紧接一个。
逐渐，河面仅仅能容下一艘小船勉强吃水通过了。
不同于平原上的河流，深山的溪涧小河，只有在每年的秋冬季节才敢通航。
春季和夏季随时而来的山洪暴雨，会以摧枯拉朽之势，顷刻摧毁航道，甚至是船毁人亡。
上水时，撑杆和风帆在这里已然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只有靠人力。
这时候，船上包括掌舵的在内所有人都得下水拉船。
于是，几个人或者十几个人甚至是几十个人便脱光了衣服（脱光衣服一是因为没有衣服换，若是打湿了会浸出病的；另外就是深山野里根本没有人烟，也不用担心会有人窥见隐私），用肩扛起船前胳膊粗的龙须草绳子，往前倾斜了身子，撅起光屁股，脚下踩着或光滑或锋利的石滩，喊着只有他们自己听得懂的一致的口号，每个人都使上了吃奶的劲儿，协力才能拉动着满载的船儿颤抖着缓缓地往上游一寸一寸地慢慢移动……
如果没有遇到王大牙，杨浩宇高祖父可能一辈子就做了一个小小的船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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