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下起的暴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依然很大，只得撑了伞。
我宁愿在小雨中漫步淋湿自己，要么就在大雨时避免出门，总之极不情愿打伞。但现在这趟门，必须出，且下了车还要步行一段。
一直不喜欢打伞，嫌麻烦，嫌碍事。凡是会占住一只手乃至双手的活动，我都不喜欢，就像不喜欢开车，会影响我拍照。喜欢双手随时随地保持自由状态，可以随时从肩上取下相机，或者拿出手机，去拍任何一个我想拍的东西。出太阳擎住一把伞，下雨擎住一把伞，以深城的长夏，几乎一把伞快要长在手上。再大的太阳我也不打伞，世德以为是不娇气，其实不过是我懒——懒得麻烦。等收起伞放好再取出相机，已经一分钟过去了，而有时候拍照仅仅是为某一霎那。
而伞尤其碍事。作为摄影师，我必须、也习惯了将自己的眼睛和结构感带入整个存在，要特别在意光线的特性，环境的变换，一把伞却几乎遮挡了全部视线。
一直记得另一个从不打伞的人的说法：“我从来不受天气变化和公认的时间分割的约束。……对于使用钟表和雨伞这两件害处多得无以复加而且市民气十足的庸俗工具，我一向是敬谢不敏的。”那是《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布洛克说的，一个很不招人喜欢的人。
出租车在蜿蜒的山道上缓慢前行，雾气弥漫中不时有前方来车交汇。我自上车即冷着脸，不与司机相遇目光，以此隔绝攀谈询问。要感谢科技，出发地目的地全部手机操作，无需交流。余光能够看到司机偷偷一再的打量，不短的路途，数次试图开口，但终究被我的拒人千里之外制止住了。索性靠在后座闭目养神，彻底绝他的念。
不怪他，窥私欲也是人类根性一种，毕竟我要去的是那样所在。
隔一阵张开眼，望向窗外，略有些熟悉的景物。雨依然很大，树木与建筑瞬时被玻璃窗上的雨水冲刷分解，形成破碎的局部，世界如同被割裂。
而我的世界，是不是也早已被割裂？
有多久没来了呢……上一次来时还是夏天，至少一年前的夏天。也许两年？
车停在大门口，司机说，“只能停这里了，医院不让进。”
点点头准备下车，但撑伞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纠正他：“疗养院。”
司机同情地望着我，点点头，径自开走了。
摇头，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好笑。人们普遍的观念里认为这儿是精神病院，纠正，表明我介意，但又有什么好介意的呢，这里确实住着许多精神方面出状况的人，或者曾出状况但如今痊愈的人。只是有时，“状况”与“痊愈”之间的界线，恐怕并没有人们以为的那样清楚。
从某着名书法家题字的飘逸俊秀的“青山疗养院”招牌下穿过，是核查严格的接待处。出示预约授准的凭证，又填写表格，交待清身份及与被访人的关系——尽管在预约时早已报备过这些资讯。耐着性子，忍受完这些繁文缛节，然后出来一个年轻的护士为我带路。
依旧是要经过一条曲径通幽的竹林，雨滴在青石地面四溅，所以带伞是明智的。护士小姐很健谈，撑着一把黑色的大伞在前面走着，不时回身攀谈。
显然看过资料，知道我是谁，或曾经是谁，她说，“您已经很久没来了呢。”
只嗯一声，并不作解释。对于这么久没来，我丝毫不感到抱歉。有些人是被迫与世隔绝，有些人却是主动选择，对于后者，无需抱歉。
疗养院大楼前厅里，护士小姐接过我收起的伞，我们经过铺着长毛绒地毯的门厅和抛光红木的接待台——这一次无需报备，抵达会客室。
“您稍坐，我去请苏先生来。”她说着离去。
透过没有放下百叶窗的玻璃幕墙，能够看到正对面的公共休息室。才九点刚过，已经有许多病人在里面，大多穿着疗养院的统一服装——还好不是那种竖条纹的病号服，只是浅蓝色的棉布衣裤，也有些穿着自己的衣服。休息室的电视被调到新闻台，多数人正在看，也有些坐在窗边看雨和发呆。整个休息室都很安静，但这种程度的安静是不自然的，也许要归功于药物。
护士带着一醒进来会客室，留下我们独处，离开前轻轻掩上玻璃门。
面前的男人，熟悉而又陌生。上一次探望，他身着病号服，今天穿着他自己的衣服，金黑两色印花、意大利宫廷风格的衬衫，熨烫笔挺的黑红格西裤，做工考究的天蓝色尖头皮鞋。脸没有上次圆润，瘦削，显得深凹的眼睛分外大，乍看似乎带着惊诧或惊恐。我不着痕迹地观察，或说窥伺更恰当，没有在他眼中发现疯狂的迹象。但那双眼睛有点凝滞，缺乏灵活，没太多生气。
一醒微笑，“嘉嘉。”
这一句旧时称谓立刻消融了距离，我也笑：“你为什么上衣已经是印花了，裤子还要有格子？而且身上金黑红蓝四个颜色，也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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