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说。
“那么答案是？”
我认真斟酌了才回答说，“对我来说，既是一个选择也是一种被迫。是选择，是因为随时可以结束这种状态，且不说可以随便拉一个人填进自己的生活，单是与朋友们相聚就可以日夜笙歌，然而我宁愿选择独处。是被迫，是因为我只想和某一个相互契合的人在一起，然而没有这个人，于是只能独居。”
“是的，我明白，某种程度上我也是如此。”阿巫说。
“可我一直认为你是主动选择，不存在被迫。”
“我的被迫性体现在，我觉得即便遇到一个不错的人，我也没有信心能和他披荆斩棘一路走下去。首先，我就没有披荆斩棘的意愿。但是我们当然都知道，不可能有什么天作之合，恰巧那个人就是我缺失的另一半。”
“你是懒得，嫌麻烦，不是缺乏勇气。”
“谁知道呢，也许我就是缺乏勇气。”
我不觉得阿巫缺乏勇气，她只是选择了不同的勇敢方向而已。她对待写作真诚，待人真诚，待万物真诚，而所有真诚都需要勇气。她只是对爱情没有执念，不是非要不可罢了。
“你是在做独居的准备？”阿巫问。
我笑起来，“哪里用做什么准备，难道我不是一直在独居。说是谈恋爱，始终还是自己独处的时候更多，最近这一段，就更加不用提了。”
想到世德，我的心沉下来。
“也是。好在你不是怕寂寞的人，不会为了不孤单随便找个人填空。”
是啊，我不会。有什么意义呢，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人活着不是为了卑劣的欲望和目的，不是为了滋养软弱，人性如果衰落到只剩卑微的一极，那还比不上一只在泥塘里打滚的猪。
阿巫继续写作，我也继续看书。
其实绝大多数时间我都是知足并感恩的。长久以来一直想过的生活也不过如此：舒适的环境，摄影和读书为伴，间或旅行，有一个彼此相爱的人。无需被迫朝九晚五，无需为三斗米折腰，无需应对不喜欢的人。尽管现在还缺相爱之人，但除此之外已经是很好了，一个人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并能以此生活，还有什么可抱怨呢。
长久以来我都自觉逃过一劫。如果曾经不幸（或有幸）成为一位母亲，那么我的生活不可能是现在的样子：如此自我，如此自由，如此自在，有时甚至可以如此自私。被孩子和家务缠身的女性当然也可以创作，只是太辛苦了。年岁越长，我越感到那种想要创造的动力和欲望，但绝不是创造一个人，一个孩子，而是创造人以外的其它，艺术、作品、思想，那些能够分享、表达和交流的东西。
如果不能够表达，我的生命之流就会被扼杀。
也许这就是我为自己的存在赋予的意义。
《薄伽梵歌》说，“谁能看到一切行动，都是原质的作为，自我不是行动者，这是真正有见识。”每当我全神贯注沉浸于拍照，就会对此深有体会：感觉似乎有某种外力贯穿我，借助我的手拍下那一切。“如有神助”的感觉，而我不过只是一件容器，一根导管，保持那些感觉的流通。
我想这段话当且仅当一个人进行有创造力的活动时才适用，而不该被误解，如同世德所理解所振振有词的那样，认为一个人可以对自己的言行不负责，因为一切都不是他的作为，他只是一件工具，被命运或“神”决定的。或者，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如他那般认为——除非那个人完全遵从《薄伽梵歌》的教诲，是虔诚的，一个那样的信徒不会去做有违教诲、那些不正义的事。
所以自由绝对是一种重负，以致于世德宁愿不相信有自由意志，好以此不为自己负责。
但是一个人不为自己负责，谁会为你负责呢？也许神可以吧，我不知道，所以世德才坚持要寻求开悟，似乎开悟就能解决他的一切问题与苦恼。我不是他，无法切身地设身处地去体会他所领略到的痛苦，在我这样的行动派看来，他的烦恼不过是经济困顿引发的，以及爱情幻想的破灭——除了对爱情的理想，似乎他还期望理想的爱情能够满足他一切所需，有了“理想”的爱情他将没有任何问题。在寻求开悟之前，或许爱情就是他信仰的神只，然后爱情令他失望，于是开悟成为他新的神只。
现在，似乎开悟也令他失望，于是他又重新回转，试图在爱情身上寻找出路，所以才周旋于我与别人之间？
想起我们曾经的对话，我说如果有一天“神”令他失望，让他回转来把自己奉献给我，既然他有献身癖，总要找点什么来献身。那么现在，他是放弃献身于开悟又要献身给爱情了？是爱情还是利益？
我很想问问世德，他这样的游走，以及游走带来的欺骗与背叛，他也不是“行动者”，只是工具，而其实是神或命运的作为和授权吗？
我不能理解，一个人怎会认为自己会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获得幸福。所有的问题难道不都在内在吗，经济问题难道不正是思想层面故障的外化、外显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面对、解决，指望依靠外力，难道就能够一劳永逸？别人可以给予，也可以拿走。我从未试过不努力不作为就能长期保有某种幸运，一直深深警惕着不让“德不配位”的状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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