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砖井堡这边战事已无悬念时，陈玉成当下令新军和未参战的晋南义勇西出定边城和花马池，准备在马成龙增援未到达之前，尽快占领这块产盐宝地。毕竟这次西征花费不少，而定边和花马池一带盐池的盐税收入可是不少。
清末随着河东盐行销区的逐渐缩小，陕西省食用花马池盐的地方越来越多，包括陕西、汉中、甘肃等十五个厅县，年销量达1228万斤。
清代，陕甘盐池归辖于河东盐法道。康熙二十八年(1689)，改花马小池（即惠安堡小池）归甘肃疆臣管理，而大池如故。同治十二年(1873)，陕甘总督左宗棠因西陲用兵，筹措军饷，改课为厘，于定边设局，名为花定盐厘局，盐利归于甘省。
这个位面有了陈玉成的出现，左宗棠已与西北无缘。陈玉成身为河东兵备道兼盐法道道台，陕甘盐池正在陈玉成辖下。如今花马池分州和定边受到叛军突袭，盐工逃亡不少，县丞和盐丁更是被叛军全部杀害，盐政无人管理。
不过在叛军突袭花马池和定边后，并不打算就此令盐池荒废，他们也知道盐业利润丰厚，所以未逃走的盐工被他们重新组织起来，继续生产销售。
陈玉成正是打算趁此时机，将定边和花马池分州的大小盐池真正握在自己手中，控制销售渠道，为西征大军提供财力支持。
五月二十日，官军相继收复定边县城、花马池和高平堡后，发现马成龙增援各堡的军队仍未到位后。便以等候粮草弹药补给为名，就此在高平堡一带停下了前进的脚步，隔着麦垛山与安定堡遥遥相望。步军虽然停下了脚步，不过马队却是没有休息，两千马队分为十队，轮流侦探叛军行踪，最远的甚至到达磁窑堡一带。
这些时日，陈玉成也是没有闲着，不是忙于整理盐政，而是忙于打井。定边和花马池虽然都是塞外大城，盐业兴旺时，不管是城镇或是驿站，以及食盐批验的机构所在地，都是商客云集，一派“歌楼酒肆，贾衒繁荣”的景象。
不过那时一城人数最多也不过两三万。而今陈玉成部兵力已经达到了五万众，加上近万俘虏以及双方掳掠的妇孺，还有众多的驼马牛羊，定边两城的水井或者水窖根本就不够用，所以陈玉成急于打井解决吃水问题。
本来这些事情都是后勤参谋的事情，根本无需陈玉成亲自操心。只是定边春夏两季干旱，地表径流大多无水，而且距离也远，仅靠从水质较好的八里河运水，根本不够大军饮用。这些参谋受时代的限制，对地下水源的分布情况了解甚少，所以陈玉成只得亲自操刀上阵。
定边一带在明代被称为三边，包括靖边、安边和定边两县一堡。虽然地表径流较少，不过从后世而来的陈玉成却是曾经陕甘蒙一带驻训过，情况相对了解很多。
据陈玉成了解，定边和盐池一带南部属于黄土高原，雨水稀少，地下水位也较深。百姓多靠秋季雨水较多时，搜集雨水至水窖中解决日常饮水问题。
不过定边、靖边中北部却是属于鄂尔多斯盆地。按照后世研究，鄂尔多斯盆地地下水丰富，水位较浅。21世纪20年代，定边县堆子梁镇对11个监测井水位进行监测，半数以上地下水位埋深不超过5米，浅者甚至一到两米就可以挖到水。尤其是现在，还没有经过后世那样的滥开滥采，地下水位只会更高。
除了解决饮水问题以外，陈玉成还有在三边一带发展农业的打算。这个时代，由于地下水未得到利用，三边百姓从事农业者相对较少，种植业也仅限于河流滩地一带，大多从事盐业、商业或者畜牧业。
所以除了城市因为盐业或商业比较繁荣外，百姓生活大多困苦不堪。同时因为承载能力的问题，三边和陕北大多地方一样，百姓困苦，盗匪横行，所以民生更加艰难。
若是能够挖出众多水井，根据三边平坦的地形，就能开垦出大量的水浇田。有了田地的支撑，就能养活大量的人口，加上有花马池的盐业，以及丰富的毛皮资源，虽然没有后世的石油天然气产业支撑，陈玉成觉得这里发展起来应该没有问题。
不过三边北部就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中部也有如牛皮癣一样的沙地。若想发展种植业，首要的问题就是治沙。
毛乌素沙漠在先秦时代还是大片大片的森林和草地。只是到经过唐初昭武九姓在这里的滥牧，到两宋时期，毛乌素的沙漠化向东南拓展。明代中后期为了对付蒙古铁骑，于是大规模的“烧荒扒沙”活动就开始了，沙漠面积迅速扩大。
事实上直到清代初期，神木—榆林—乌审旗之间的几千平方公里还是森林草原。顺治年间在蒙陕农牧交错带，沿长城外侧划出一条宽50余里、长2000余里的“黑界地”进行封禁。边外黑界地由于长期封禁，“多年不耕，穑草腐朽，地面色黑”，堪称从事垦殖活动的最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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