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4年1月22日，奉元（今印度钦奈市，又名马德拉斯）。
贸易与帝国总是如影随形，甚至，在某个时期，这两个词就是一对相近的同义词。
“龙旗插到哪里，贸易就扩张到哪里”这样似是而非的扩张理论还没有完全成形，不过，从齐国各个贸易垄断商社和无数的冒险商人在海外建立贸易商站及定居点开始，倾销工业制成品、攥取财富就是帝国扩张的重要动因。
根据四年前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齐国从事贸易的人口大约占13.5%，加上工业人口（含矿业、建筑业等），工商人口比重超过45%，已远远超过农业部门人口比例。近二十多年，齐国消费社会的兴起离不开商业和贸易的繁荣，更加离不开长期以来制造业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爆发，繁荣的商业社会为消费社会创造了新的商品营销模式、销售技巧和新的消费场所，发达的制造业日益将齐国带入产品丰裕的物质社会。
而本土汹涌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扩大了消费市场，而且促成了齐国中产阶级群体的不断壮大，他们良好的经济地位和较强的购买力成为消费社会兴起的中坚力量。
在这种情势下，齐国人日益向“现代人”转变，经济与社会的剧烈变革促使齐国人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从“传统人”转向“现代人”。在相对公平的社会中，人们满怀雄心壮志，为迈入上层社会而努力奋斗；工厂主和商社掌柜们则积极进取，力求在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他们渴望在商业和工业领域采用新工艺和新技术，为推动社会进步而大显身手；普通民众愈发对观察、实验、科学探索等新事物感兴趣，常规和理性知识广为传播；人们尽情享受自己创造的物质福祉生活以及商业休闲带来的精神愉悦。
八十多年前，齐国于汉洲建国时，便不遗余力地发展工业，倡导科学技术，并随之展开了轰轰烈烈地工业革命。齐国的崛起就在于一直以来有着极为成功的制造业，保持了“齐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纺织业（以棉纺织业为主，包括毛纺织业、毛皮加工业、丝织业、亚麻业、编织业等）、工具、器具制造业（刀具、家具、器皿、陶瓷、车辆、珠宝首饰、机器设备等行业）、初级产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酿酒业、食品加工业等）、采矿业、冶金业、建筑业、造船业和修理业，都持续保持着高速健康地发展速度，推动国内经济不断向前迈进。
在上述行业中，纺织业无疑处于一个相对重要的地位。尽管纺织品在整个出口份额中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由1680年的68%，减少至目前的36%，但其仍占据国内出口份额的三成，为第一大出口行业。而印度市场，便是齐国纺织品最大的出口目的地，该地区拥有的亿万人口，为国内纺织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订单，养活了近百万的上下游产业工人。
自第一次齐印战争结束后，齐国大量的棉纺织品蜂拥进入印度市场，极大地冲击了印度原有的棉纺织工业。要知道，大规模机械化的工业制品生产成本要远低于费时费力的人工制品，因而来自齐国国内低价的工业棉织品一进入印度，便在极短的时间内击垮了印度本土的生产制造业。
原本庞大的印度棉织品出口规模很快萎缩，那些侥幸生存下来的印度纺织工厂大都为齐国商业资本控制。廉价的劳动力让齐国的生产成本极低，利润相当惊人，这其中不知牺牲了多少印度农民和工人的血泪，而齐国凭借着强大的海上力量，控制几乎所有的印度海岸和港口、航线，并与各个地方实力派相勾结，对棉织品维持着高额的出口税，还有意无意地推高棉花等原材料的收购价格，以此扼杀印度本土棉纺织业的发展和扩大。
齐国相当于用从印度人身上搜刮来的钱来支付在印度的一切进口支出，并持续不断地反哺国内棉纺织业的发展。
“印度就像一头体态丰满、身怀无尽宝藏的‘奶牛’，为帝国源源不断的输入财富，进而滋养和壮大我们的国力、富裕我们的国民。毫不讳言地说一句，印度，就是我大齐维持印度洋霸权，乃至全球霸权的最为坚实的地基。”帝国钦命印度专使、内阁海外事务部印度司右侍郎顾庆贤站在总督府的三层阳台上，看着城中熙攘热闹的街道，不无感慨地说道。
“所以，内阁政府便毫不客气地将我们几家贸易商社的特许垄断权取消，直接介入到具体的印度事务管理上面来？”孟加拉商社驻奉元大掌柜齐绍松苦笑一声，略带不满地说道：“那我们商社数十年的投入和建设，岂不是为你们内阁做了嫁衣裳？”
“怎么，你们商社想在孟加拉及印度东海岸地区将这垄断的生意永远地做下去？”顾庆贤讥诮地说道：“六十多年了，太祖皇帝许给你们商社三十年的特许垄断权早就过期了。若非陛下和内阁觉得伱们几家商社殖民开拓有功，就不会数度延迟特许。你们不看看，南洋商社、吕宋商社、安南商社，以及大陆上的江南商社、北方商社，独家贸易垄断权早在二十多年前便已取消了，允许国内所有贸易商社自由往来。再者说了，你们几家商社的大股东，可都是皇室和内阁户部，还轮不到你们在这里叫屈哭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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