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些畏兀儿、回回部族，当年趁着准噶尔蒙古势力败退之际，将哈密最为肥沃的耕地和草场全部占据，让后面来的汉人移民根本分不到什么像样的好地，只能在一些绿洲边缘建立一些屯殖点，不论是开垦荒地，还是建设相应的水利设施，都花费了巨大代价。
这些信教的部族，虽然在近二十多年来，深受汉化影响，也逐步接受一些汉人的文化，甚至还有少部分人冠以汉姓，讲汉话，穿汉人衣装，但他们却不愿与汉人混居，坚持住在分开的村庄和社区，有自己同族的邻里，他们追随自己的宗教领袖，祈祷念经，不吃猪肉。
这些教民因有自己专门的职业而更显得特立独行，他们主要从事牲畜养殖，在骆驼、驴马运输行业中占有主导地位，并在与中亚的商队贸易中很活跃。但他们却抗拒安西州地方政府的征税，不履行一个顺民应尽的义务，着实让官府有些头疼。
更让地方政府忌惮的是，部分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宗教领袖竟然要求获得地方自治权力，由他们管理所在的部落、村镇和社区，并允许获得一定的武装自卫力量。
难道他们不知道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内，皆是王臣？
你们这些真神教民敢这么想，还敢这么做，是几个意思？
我大秦攻略西域二十余载，虽然各地有了很大发展，但与内地不断发展的其他边疆地区相比，它所登记的纳税民户数量依旧很少。这导致朝廷在西域，尤其是北庭都督府的开支一直是超过收入的-——其实也没多少收入，主要是一点可怜的往来商税和地方军屯粮食产出收入，这就需要朝廷每年都要给予大量财政补助。而供应这一地区军队的重担，就落到了同样财政极为困难的甘肃和陕西两个西北行省的头上，让两省一千余万百姓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因而，不论是皇帝陛下，还是内阁政府，每年都要强调包括伊州在内的西域地区要加大地方开发力度，加强自身造血功能，减轻中央和陕甘两地的财政压力。
说白了，就是希望西域能做到一定程度上的自给，历数十年的准噶尔战争，还有数千里长的物资补给线，朝廷委实撑不起了。
而包括伊州在内的西域地区，军事开支、行政开支、粮食供应、战马牲畜供应，以及其他各类物资供应，若是全都依赖那十几万汉人移民，无异于杯水车薪。
再说了，为了稳定移居汉人的民心，政府也不能压榨太甚，要不然，人家直接提桶跑路，逃回内地，岂不是荒废了朝廷移民实边的举措，政治上和经济上损失更大。
既然如此，西域那些被纳入治下的各族之民，就必须要承担一定的赋税和捐派义务。
我大秦护卫伱们的安全，将你们从准噶尔蒙古人的残暴统治下拯救出来，缴点税不过分吧？
收你一点粮食，也是应有之许吧？
或者，你们自带干粮，准备马匹和武器，为王前驱，也是应该的吧？
可如今，你们这些不服王化的教民信徒，不思为我大秦分忧，却要生出叛乱之举。那么，就莫要怪朝廷大军行霹雳手段了！
西域苦寒，作为戍守伊州的镇军，本来就没什么油水，还要吹着风雪，吃着沙土，整日里跟一些摸不到踪迹的马匪缠斗，让所有官兵早就苦不堪言。
镇西堡教民信徒暴乱，那还不得趁机打杀一通，以泄胸中淤积的苦闷，搜刮一番叛贼的财物。再者而言，我大秦军功均传承前明模式，以斩首而计，不多砍几个脑袋，如何让兄弟们升官发财？
当然，这些叛乱暴民的脑袋没有准噶尔蒙鞑的脑袋值钱，但只要数量够多，那也能捞到可以迁转的功勋。
至于那些暴民当中哪些是“被裹挟和蛊惑的”，平乱过程中如何“留有余地”，那还不是作为部队指挥官的杨永林于战场中临机决断并自由裁量。
——
“老少爷们，吃饭了！……都赶紧地上来歇口气！”
3月18日，在黄沙堡（今哈密二堡镇）以西数百米的屯田附近，几个壮妇放下担子，冲着一口竖井，大声地吆喝道。
随着妇人的喊声，一个个浑身泥土的农人从竖井下攀着辘轳提篮鱼贯而出，爬上地面后，便使劲地拍打身上的泥土。
“今天的进度如何？”一名屯长从水桶里舀了一瓢水，递给一名四旬上下的农人。
“今天的进度要比昨日慢了一些。”刘二根接过水瓢，先喝了几口，漱了漱嘴里的沙土，然后将剩下的水一饮而尽，“有几处支撑出现垮塌松动，花费了不少功夫重新固定。不过，依目前的进度，当可在春耕前挖通这段引水井。”
“哦。”屯长孙维保点了点头，说道：“若是挖通了这段引水井，那今年又可以多开出百十亩地，多打一些粮食。到了年底，屯上的老少爷们也能松快一些。唉，狗日的，这战争打得没完没了，上缴的粮食也是逐年增加。这日子，跟陇西也没好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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