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总区（1.5万人）：区代表制定全区年度生产计划（如粮食种植面积、工业品产量目标），监控各团物资储备，实施跨团调拨、跨区协作。
避难所：所代表参与全局战略决策，制定避难所长期生存规划（如地下城扩建、农业温室建设），确定科技研发优先级等等。
而在所之上，则是“沪杭生存互助委员会”总代表——林少瑾。
每一名代表都必须由正经的选举产生，不是先任命再补流程，即便是林少瑾也无权干涉。
不同于过去的“生物智能化投票器”，今后沪区的人民群众将获得实质性的权力。
此后每周需召开分区会议。各避难所管委会必须对人民群众负责，重大决策需经半数以上的群众会议表决通过。
日常工作中，队代表有对自己队内事务决定权力，同样也可以将自己队内无法解决的需求往上报给团代表。团代表同样可以将自己团内的需求上报给区里。
不仅工厂如此，一些特殊机构，比如医护、学校，甚至是探索队也采用类似的代表制度。
同时设立联合代表联席会议（如医护、教育、探索队代表参与），解决跨部门资源争夺问题（例如医疗物资优先分配方案）。
探索队代表享有特殊表决权，可对危险区域探索计划提出技术性否决。特殊群体代表（如教师、医生）进入决策层，确保专业需求不被忽视（例如教材编写、疫苗研发优先级）。
通过严苛的权责下沉与精密的反哺机制，在末日环境中实现稳定的社会发展。
正如林少瑾所说：“让掏粪工能管掏粪的事，但别让他们决定人类要不要吃屎。”
而且用这样的直选制还可以迫使管理者直面民意压力，减少腐败的滋生。
通过周期性会议和公示制度，民众对政策制定过程产生“可视化的参与感”，增强对避难所共同体的归属感。
当然，这样做同样也有缺陷，它极容易发生群体极化与民粹风险，紧急状态下，民众可能通过代表施压采取短视决策。不过解决方法也有，就是设立技术委员会，允许技术骨干以40%以上反对票冻结民粹提案，启动二次辩论。
“我自认为我并不是什么千古英雄，也不是什么天降伟人，所以我决定，凡事还是得多听听人民的声音。”
这是林少瑾在会议上的讲话，当一个人手里攥着百万人的生死时，最该做的不是证明自己多英明，而是让所有人都能开口说话。
同时，本次会议还提到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党员干部劳动化、人民群众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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