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何进的权势日盛，无论他如何低调，也不可避免地会站到许多人的对立面。
天子、宗亲、世家，何进的强大进一步压缩了他们的利益。
何进当然是不可能放权的，事到如今放权、退缩对他而言就是取死之道。
于是乎，摆在天子、宗亲以及世家们面前的选择要么就是抱团取暖对抗何进，要么就是听天由命静待被何进各个击破。
这样的背景下，以刘表等人为中心的一张针对何进的大网正在悄然铺开。
而处于风暴中心的何进一开始却并未察觉，他有心谋取荆州、制霸东南，为自己更进一步完成最后拼图。
可他亦知水军组建并非一朝一夕，以史为鉴，历史上曹操南下时就是过于心急了些。
虽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但在未彻底消化荆州之地，未适应南方作战环境与方式的情况下就仓促讨伐东吴，失败也就可以预见了。
于是何进在武举后的数月内，都没有大的动作，仿佛武举真的只是为了给南北两军补充一些基层人才的个例而已，使得各处观望之人放松警惕。
虽军事上没有动作，可何进却并没有闲着，在此期间他还抽空做了两件影响颇为深远之事。
这段时间，何进先是召集工匠制作出了曲辕犁，并通过朝廷的渠道向全国推广。
配合着原本的简版均田制，使得百姓负担减轻，只要勤劳耕种，几乎家家都能有所余粮。
此举替他狠狠地收割了一波民心，且在有心之人的宣传之下，曲辕犁也被各州百姓称作“魏公犁”。
之后何进又伺机在朝堂上提出了减轻商税，并辅以一系列政策。
以洛阳城为例，原本大汉各州的大城之中，商住分明，经商之地为市、民居之地为坊，坊市并不互通，且市的开放时间都统一由官府负责管理。
而何进则提议打破固有的市坊之壁垒，允许商户将店面开至城中各处，这一点却是借鉴了宋时法度。
根据东京梦华录所记载，汴梁城中甚是繁华，城池内外数十万户，坊、巷、桥、道中各式商铺如茶肆、酒楼、香料、鱼肉等比比皆是。
其中东华门街等城中主街要道之上则“最是铺席要闹”，更有记载说是“每一交易，动辄千万”，可见何等繁荣。
与宋相比，汉朝数百年间商人地位时高时低，但总体来说，还是重农抑商。
所谓无商不富，何进有意保护商人，逐渐树立重商的理念，所以除了提出降低商税标准外，还规定了一系列细碎交易范畴，属于细碎交易则官府不得收税，并严令各级官吏勒索商贾，违者从重处理。
按何进的想法，他甚至想要规定朝中千石以上官员及家人不得入市经商，不得与民争利。
可他亦十分清楚，一口吃不成胖子，护商重商本就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了，这些事只能再徐徐图之。
可即便如此，何进的提议还是遭到了朝堂之上颇为强烈的反对，为了能更好的推行自己的政策，无奈他只得耐心解释道“重商并非抑农”，并向刘辩与朝臣们描述了商业繁荣后的各种好处。
尽管仍然有头铁之人反对，但何进却坚持己见，凭借着自己在朝堂之上的政治优势，强硬地让刘辩同意下来，并向各州进行推广。
何进这才心满意足，试想商业繁荣不但能提高国家经济，也能使民间富裕，妥妥的将实惠落到民间、落到实处。
更重要是，彼时当各式商铺开满城中，不但发展了商业，方便了市民百姓，还能有助于将锦衣卫地据点悄无声息地安插至城中各处，这将极大地加强何进对于情报的掌控。
待到这一政策彻底在各州落实铺开，锦衣卫也将走上台前，真正成为各地官员心中梦魇。
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地按照何进的意志执行着，直到他收到了有关益州的情报。
其中将李严调出益州核心实在是意图太过明显，再配合着刘虞其余布置，让何进很容易便知道了他的意图。
虽表面上对于刘虞颇为不屑，但伟人曾说过，可以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却要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也就是说在战略上可以有必胜之决心，但对于战术上的各种分析、布置却不容马虎。
于是何进一方面命令徐晃加强对长安京戎之地的防御控制，并派出了使者联络汉中张鲁，试图将其拉到自己的阵营。
同时又特意将甘宁召唤至自己府中，布置了对刘虞重要的反制措施。
“末将甘宁，拜见魏公！”甘宁果断拜道。
他乃武举马战第一，其实力有目共睹，进入北军之后虽仅是校尉之职，却深受张辽重视，时常带在身边参谋军机，因此相处之下，其对于北军乃至魏公派系的归属感也极强。
“兴霸来了，快请入座。”何进微笑着拉上甘宁于桌案后坐下，又命人取来酒食供其饮用，一番举动令后者受宠若惊。
“兴霸啊，本公素知你骁勇又通兵法，且水战、陆战皆为精通，乃不可多得之良将，本公对你，甚是喜爱。”何进举樽遥敬甘宁，毫不掩饰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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