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主说：“我们取完钱，没几分钟就上了高速，然后在高速上开了大约半小时，我们就进了服务区加油。因此两个电话之间的间隔在半小时左右，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楚？”
行动技术支队的人又把信息记录了下来，接着继续问：“另外你还有印象，他用电话联系过吗？”
事主说：“我记得在下高速前约半小时也通过电话，但是当时是晚上，我无法确定时间。而且时间过去这么久了，这个时间我也听不准？但一定是打电话的，因为后座压着我的那个司机的好好开车，等到了再打电话。两个人为这事还争了几句，当然他们吵什么我是听不懂的，他们都是用方言在吵。”
行动技术支队人问：“你们下高速是在洛阳吗？”
事主说：“这个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下了高速以后又开了很长时间才到了一个小的医院里面停车场停下。我们在停车场里待了很长时间，当时我在车上睡着了，直到早上天亮他们才把我叫醒。然后就让我用公用电话联系我的老婆，让我老婆往我卡里打钱。”
行动技术支队的人问：“他们在这期间有没有使用电话跟外界联系？”
事主摇摇头，表示他不知道，可能是当时已经睡过去了，就算犯罪嫌疑人用了电话，他也没有留意。
行动技术支队的人问：“这后来有没有使用过电话？”
事主说：“其他他们下车的时候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清晰的记得，在我们取完钱以后，他们车停在取钱银行门口的时候，驾驶员又打了一通电话。接着他们就送我去洗车，洗完车并塞给了我3000块钱，作为我回家的路费。”
行动技术支队的问：“那这个过程中拿着枪的那个人有没有打过电话？”
事主答：“拿枪的人自始至终戒备着我，他既怕我跑掉，也怕我呼救。因此对我是寸步不离，死死的盯着我，这人自始至终也没有联系过外面。所有跑腿、联络的事情都是有开车的人完成的。”
行动技术支队把这些信息整理了一下，然后反复和事主进行确认，接着就结束了询问，我们让事主先回家休息。
问完了事主，行动技术支队的人和我一起到了李大办公室，向在办公室里等待的领导进行汇报。
不过行动技术支队的人在汇报之前把我支了出去，可能这些信息涉及到机密，我这样的普通侦查员是不能接触这样的机密的。
李大让我通知参加专案会议的同志会议结束，我们先可以回家休息，具体等李大的通知。
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等来来了冯队长的电话，他让我在家里准备好行李，马上赶到单位里。
到了单位，冯队长告诉我了任务，由于前期是我一直在和事主联系，这一次也由我陪同事主和行动技术支队的同志，一起重走事主被劫的路线。
因为行动技术支队的同志需要收集沿途的信号数据，为行动技术支队下一步的行动提供支撑。
我主要是陪同和配合，另一方面是提供后勤保障。因为沿途毕竟1000多公里，事主途经的路线需要反复的勘踏，所以也是一项费时费力的活。
我当时不知道这么做的意义何在，但李大显然对这次的行动非常重视。为了消除我的后顾之忧，他特意批给了我3万元的经费作为基础。
车由我们中队准备，我们中队的驾驶员也陪着我们一起出发。事主的单位我们李大事先和他们打了招呼，告诉他们我们也是为了破案而必须采取的行动。
对方税务局是完全支持的，因此事主陪我们沿途勘查路线，也作为事主出公差。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就立即出发，一路上我只是坐在车上听行动技术支队的安排和吩咐。
从山阳到河南洛阳有1000多公里，走高速的话有两条线路。由于事主当时一直被按压在车后座，因此他并不清楚具体走了哪一条线路。
我们先是沿高速公路找到他们加油的服务站，这一点上事主吃的比较准，因此行动技术支队对这服务区进行了仔细踏勘。当然我不知道他们在看些什么，只看着他们围着服务区用汽车转了好几圈。
看完了服务区我们一路开到了省边境，这时就出现了两个路线，为了安全和全面，我们决定两个路线都走一遍。同时也让事主自己在车上进行回忆，看看哪个路线比较像他们走的那一条。
按照事主说法，在下高速前，犯罪嫌疑人也打过一个电话，我们大致估算这个电话是在离洛阳约50公里左右的车程。
因此在这个点上，我们的车也特意停下来，行动技术支队的同志又反复勘踏了好几次。
接着我们又去找那个小医院，可是事主实在是回忆不起来小医院在什么地方，我们也只能作罢。
不过最后一个银行的取款点，我们通过银行的账单记录是能够确定的。并径直的找到了这个银行，在这个银行附近，行动技术支队的同志又进行了几次来回的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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