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初年，山西乡间，一个名叫薛良的无赖频繁向官府控告他的债主张寅，一口咬定张寅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弥勒教的首领、那位朝廷苦苦追捕的在逃通缉犯李福达。这起控告，如同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激起千层浪花，引发了一桩震动朝野的大案。
这起后来被史书记载为“李福达之狱”的大案，自案发之初到最终尘埃落定，历时长达三年之久。期间，巡按御史、刑部尚书、乃至未来的内阁首辅，乃至皇帝本人都纷纷下场，各方势力在这起案件中角力，案情更是经历了两次惊心动魄的反转。
更为离奇的是，在案件结案多年之后，竟然又有人旧事重提，再度翻案，使得这起案件的余波至今仍未平息。
在世人眼中，这起案件似乎是一场正义与奸佞的激烈斗争。深入案件的内部，揭开层层迷雾，却发现这里面的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转折，都似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和动机。在这起悬疑重重的案件中，真相究竟如何？谁又是最终的赢家？一切都还有待我们去探寻和揭示。
故事的起点看似平淡无奇，却悄然牵扯出一场错综复杂的经济纷争。
薛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住在山西徐沟县同戈镇附近的白树村。他的人生，似乎被赌桌和游荡所占据，毫无建树。早年，他因与人私通，怕事情败露，竟逼得那名女子走上了绝路，自缢身亡。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判杖责一百，流放三年，到同戈驿服役。
然而，薛良骨子里似乎天生带着一股不安分的因子。他怎么可能甘心在那种地方默默无闻地度过三年时光？很快，他便逃役回到了白树村。
回到家乡的薛良，并未收敛他的劣性，反而因为一场看似普通的经济纠纷，再次将自己卷入了一场风波之中。这场纠纷，就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将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翻天覆地。
被告名叫张寅，一位来自山西五台县的商人，堪称那个时代的“成功人士”。他游走于两京、河南、苏杭、徐州等地，凭借着精明的头脑和过人的胆识，在商界闯出了一片天地。他在省城太原购置了八间门面房，财富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在古代，大商人多半也是大地主，张寅也不例外。正德年间，他在同戈镇购置了房屋土地，同时在五台、太谷等县也拥有广阔的田地。有了钱，他自然想要更高的地位，而明朝恰好允许买官，也就是所谓的“捐纳”。于是，正德十六年（1521），张寅通过捐纳获得了太原左卫指挥使的职位，他的长子张大仁也纳银在北京充吏，家族地位水涨船高。
正所谓树大招风。张寅和薛良，一个是精明的商人，一个是游手好闲的无赖，两人都属于那种不安分、喜欢四处闯荡的人。他们的命运，在某个时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交集。当时，张寅在太谷、徐沟二县放贷，而薛良恰好成为了他的客户之一。薛良陆续向张寅借了15两银子，但一直拖欠未还。张寅多次向他逼讨债务，可能使用了些手段，于是双方结下了深仇大恨。
嘉靖三年八月，一个闷热的午后，薛良步履匆匆地来到山西巡抚毕昭的府邸，他的脸上写满了紧张和焦急。他带着一个惊人的消息，一个足以撼动整个山西乃至朝廷的消息——他要举报张寅，那个在外人眼中精明能干的商人，其实是一个在逃多年的通缉犯——李五。
李五这个名字，在山西乃至整个大明王朝都可谓如雷贯耳。他原名李午，早年在陕西洛川县行医，然而他的真实身份却是一个弥勒教的信徒，暗地里煽动信徒造反。正德七年，洛川县发生了一场震惊朝野的叛乱，而李五，正是那场叛乱的核心人物。然而，叛乱平定后，李五却如同人间蒸发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薛良声称，这个惊人的秘密是同里魏槐亲口告诉他的。魏槐，一个平时不显山露水的普通人，却拥有这样的秘密，这让薛良感到既震惊又兴奋。他觉得自己手中握着一个可以翻云覆雨的筹码，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巡抚毕昭举报。
事关谋反，毕昭不敢有丝毫怠慢。他立刻下令拘捕张寅及其相关人员进行审问。然而，张寅和他的长子当时正在北京，于是官府只得先将张寅的次子、三子及其亲眷抓了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案件越发扑朔迷离。嘉靖四年二月，薛良再次上报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罪证”——他声称张寅的手指上生有龙虎形，左肋上还有朱砂字样。这些看似荒诞的指控，却给案件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面纱。
五月初，张寅主动从北京回到太原投案，他坚称自己是清白的，薛良的指控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的诬告。然而，薛良并没有就此罢休。七月，他再次搜罗到新的“罪证”，并上交了一份新的讼状。在这份讼状中，他声称张寅原名李福达，是崞县左厢都的造反分子，早在弘治二年就参与过造反，被发配充军。后来逃回五台县，投靠在张子名下入籍。而这次，薛良声称这个消息是来自张寅的义女婿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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