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和民族史诗之称的记纪神话中，《日本书纪》记载的素戋鸣尊、《古事记》记载的琼琼杵尊都被视为天皇家族的始祖，这二者都与朝鲜半岛南部颇有联系。
素戋鸣尊曾经降临新罗国，因不愿居住此地而东渡日本；
琼琼杵尊下降即所谓“天孙降临”，其下降之地日向高千穂峰被记载为“向韩国真来通”，面向韩国，有学者据此认为《古事记》中的“日向”不处于今日九州东南部之日向国，而处于九州北部韩国对岸。
至东晋末年，才又有五位倭王进贡东晋、刘宋，即历史上有名的“倭五王”。
不过，此时的大和政权得到欧亚大陆的骑马技术后，以今日之日本近畿为中心，征服了日本的大片土地，在朝鲜半岛南部也有伽耶、任那等殖民地或盟邦，实力强大，已非昔日卑弥呼之比。
倭王武（日本比定为雄略天皇）上书刘宋时说：
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控弦百万，义声感激，……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
此时的倭国向刘宋称臣进贡，是为了从南朝主导的天下秩序中获取高于百济的官爵，这样的话，在与百济争夺朝鲜半岛时可以获得名分和号召上的加权。
而这种进贡也并没有什么诚意，日本在国书中一方面炫耀自己的兵威，一方面又不待刘宋册封而自称“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等官职，只是请求刘宋正式任命而已。
而在刘宋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百济的位置尚高于倭国，刘宋自然也没有予取予求，长期不授予大和政权都督朝鲜半岛军事的职位，直到宋齐之间政局混乱时才同意倭国的要求。
由此可见，大和政权成立后，虽然一度仍向南朝朝贡，但却显示出与其他朝贡国非常不同的特点。
到了隋唐时代，改名日本国的大和政权这方面的特点更加突出了。
侯景之乱后，南朝衰弱，国际秩序瓦解，倭国不再向中国进贡。
隋朝统一中国之后，频繁向东北亚用兵，此时倭国政治日益稳定，推古天皇于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遣使出使隋朝，口气极大，自称以天为兄，以日为弟，以天子加太阳神自居。
与隋文帝杨坚的身份地位严重冲突，杨坚称其说法“太无义理”，命令整改。
到隋炀帝时代，倭使的国书中又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遣词用平等的私人信件形式的“致书”而非表臣服的“上表”，且自称天子，令隋炀帝杨广十分不快。
不过杨广水到连高句丽都拿不下，拿更远的日本自然毫无办法，只好掩耳盗铃，命令鸿胪卿看见言辞无礼的表文不要再呈上。
不过，为了让倭国不帮助高句丽，杨广还是派裴世清与日使小野妹子一同去倭国报聘。
《隋书·倭国传》中称倭王对隋极尽谦恭，但《日本书纪》中仅记载裴世清对倭国大臣宣读诏书，由其转呈倭王，并无二人会面的记载。
而且当时的倭国的推古天皇是女性，裴世清对这样新奇的情况全无记载不合情理，所以很有可能是《隋书》为自己脸上贴金。
不过此时中日之间毕竟又开始了友好往来，倭国再一次遣使时，虽然仍然强调与中国地位对等，但措辞中增加了尊重的意味，称“东天皇敬日西皇帝”。
唐朝建立之后声威远布，倭国不得不与唐朝遣使往来，倭国对唐使高表仁赐以神社的“神酒”，参照平安朝日本对视为自己藩属的新罗使节赐予神酒的惯例来看。
竟似是以自己为天下之中，而将唐朝视为四夷看待，倭国王子也与高表仁争礼，导致出使不欢而散。
随着唐朝联合新罗进攻高句丽，帮助新罗吞并其境内的日本殖民地或盟邦伽耶、任那，引起了日本的不满，遂与高句丽、百济联合，对抗唐罗联盟。
唐朝名将苏定方消灭百济后，由于强势集权的天智天皇统治下的小日本，深入介入朝鲜半岛局势，先后派兵数万支持百济反唐运动。
直到白村江之战日本水军被唐将刘仁轨打得大败溃输，唐朝彻底铲平百济反抗运动，才退出朝鲜半岛。
自居天下之中心的日本虽然经此大败，但并无投降之意，天智天皇重用百济流亡之臣在日本，尤其是在九州岛遍修山城，准备与唐军对抗到底，最终因为唐朝无意进攻日本才作罢。
公元701年，日本颁布《大宝律令》，国家建设进一步走上正轨，次年遣使武周，此后与唐朝恢复交往，大约二十年一遣使。
唐朝单方面认为遣唐使是朝贡性质，自认为天下中心的日本朝廷则不承认这种意思，其派遣遣唐使的目的只是学习唐朝制度和文化。
可见就是在中国武力强盛的隋唐时代，日本也不愿对中国服软，顶多基于其影响力尊为重要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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