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朝廷发现有人利用田地等级说事儿，所以干脆就不说优免粮，而是直接定下田地数量。
虽然朝廷有如此规定，可是却并不耽误士绅们拿着鸡毛当令箭，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变动，适用范围扩大，再加上本身明朝的吏治败坏，制度执行力低下，士绅们暗地里还利用权能肥私，成功的将只免杂役后来变成“合法”的逃税逃役。
其实优免条例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明朝的田税是真的非常低，即便后来加了三饷，其实也不高。
而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不在国家，而在官员们上下其手贪污腐败，地方官定下的各种杂税和摊派比正税要缴纳的钱粮多得多，让小民根本无法承受。
这些问题，海瑞也是一清二楚，可他也不能和体制作对，所以知道但也不能说。
经过一晚上的思考，海瑞依旧还是决心继续推进应天府的一条鞭法，而对那些书案上的状子，海瑞打算先压着不管。
毕竟这些官司，其实都是下面官府已经审结的案子。
他们把状子递到自己手里，相当于上诉，自己可以选择接，也可以不接。
再说，按理这些状子递交到按察司才是对的。
自己这应天巡抚，主要还是行政为主，而不是去查这些案子。
而接下来的风暴，海瑞在心里其实也有了应对，那是他当年在淳安等地任知县时就想出的解决办法-和稀泥。
投献的土地全部追回？
不可能，因为这里面牵扯非常大，绝对不是一些人想的只要公正判罚就完了。
按照《大明律》，投献行为其实是犯罪，不管是投献人还是接受人，都要被追究责任。
特别是接受投献的行为，按律是要被处以充军刑罚的。
而谁可以接受投献，自然是各地士绅，否则别人也没这个机会。
所以，海瑞办案，其实并非他能够秉公执法，而是在于他能在判决案件中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这样两边都接受了，自然就认为他这个官做的好。
而对于徐家的案子，海瑞打算不管其他刑案，而是只针对徐家田地。
若是投献的案子，他接，然后就按照田地纠纷进行处理，大事化小。
至于如何安抚两方，最好的办法就是“退半”。
有确实证据的自然是全退，但往往没有，徐家毕竟不傻，是不会留下丝毫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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