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海运主要服务于军事征伐的需要，为消灭残元势力提供物质保障，远距离的漕粮运送多通过海路进行，其海运仍沿袭元代路线，所以漕船延期、漕粮漂没、运军溺死等海运艰难之状与前代无异。
此外，明初海运还面临倭寇的骚扰，这种情况下，朝廷先后两次罢黜海运，致力于河运。
早在洪武六年，一些大臣针对海运辽饷失事的事件，建议在北方地区屯田，以减少漕粮调拨，朝廷于是自次年起大力推广屯政，“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
随着屯田规模的日渐扩大，洪武二十七年朝廷命辽东、定辽等二十一卫军士，自次年始全部实现屯田自给，“以纾海运之劳”。
到洪武三十年，辽东军饷出现了赢余，朝廷不再需要海运济辽，这才停止向辽东海运漕粮，此即为第一次停罢海运。
海运罢停后不久，永乐元年三月，因北京军储不足，朝廷决定再开海运，命平江伯陈瑄、都督佥事宣信任总兵官，督理海运，负责向辽东和北京两地运送粮饷。
对于重开海运，大臣们各抒己见，众说纷纭，但在同年七月，就开启了多条运输航线的尝试。
八月，陈瑄督运粮饷近五万石，由海路至北京、辽东，此次成功鼓舞了朝廷海运漕粮的决心。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航路是由户部尚书郁新提出了利用卫河水陆转运的办法，河、海兼运的运输方式，两年后，海运漕粮“岁以为常”，最终确立。
不过当时的漕运线路主要有三条：一是江南漕粮海运北上，每年达100万石，于是在北端的直沽尹儿湾城建百万仓外，又在南端的嘉定县青浦“筑土为山，立堠表识”。
二是河运由淮河、黄河至河南阳武，然后派发山西、河南丁夫，陆运170里至卫辉入卫河，最后到达通州；
三是开辟了从临清仓向北京运送河南、山东粟米的运道。
不过后两者均为民运，在运量与专业程度上远不如官军海运重要。
总之，自洪武初年到成祖肇建北京，虽然一度罢黜海运，但总体而言，运输方式仍承元人之旧，仍实施“水陆兼挽，参用海运”的运输方式。
海运仍面临风涛之险，但内河还无力承担大规模的漕运任务，河海并行、海运为主的运输方式，是当时情况下的最好选择。
永乐十年，尚书宋礼力陈海运之弊，提出调整河海并行的漕运方式，加强河运漕粮的比重，建议三年两次海运，调拨镇江、凤阳、淮安、扬州及兖州粮食一百万石，从河运至北京。
恰在此时，平江伯陈瑄治理江淮间河道成功。
河运畅通就进行大规模河运成功后，永乐十三年三月，“遂罢海运”、“海陆并罢”，仅保留遮洋总运送辽、蓟粮饷，每年于河南、山东、小滩等水次仓兑粮三十万石，部分输往天津，大部由直沽入海输往北京。
写完这些，魏广德无非就是要让隆庆皇帝明白当初是怎么回事，是运河初成河道畅通，所以朝廷在经过数年尝试后才停罢海运致力于河运，而非一直都是河运为主。
时过境迁，现在运河的情况和当初已经大相径庭，黄淮水患日益严重，经常堵塞交通致行船艰难，此种困境下朝廷不妨尝试恢复海运故道，依旧选用当初的办法，那就是每年拿出数万石漕粮改走海路送到北京。
其实现在的形式和那会儿的情况是恰恰相反的局面，那就是运河已经无力保障大规模河运。
古语有言，“变则通，不变则壅；变则兴，不变则衰；变则生，不变则亡。”
魏广德分析道，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朝廷拿出勇气再次变革的时候了，而且此例应成为定制，不再废弃，已保在运河失修或水患阻断交通时，依旧有源源不断的漕粮抵京。
是想，若是连续两三年漕运断绝，京城粮食见底必然引发大乱，若是朝廷有海运抵京的漕粮，必然可以稳定住局势。
不过魏广德在奏疏里，依旧建议朝廷应该以河运为主，海运为辅的策略，不是他不知道未来的发展，而是为了减小阻力。
只有海运的航路成熟起来，其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朝堂上那些大臣，特别是户部那些天天和数字打交道的官员就会发现，其实海运比河运更加经济，即便承受海运有失的风险，但综合来看依旧优势巨大。
写到后面，魏广德又把近十年运河因黄河侵扰导致漕粮漂没，漕军死伤惨重的数据写了上去。
反对海运者不是一直拿内河航运安全说事儿吗，魏广德就在奏疏里把漕运的风险也详细写出来，让人看后就能明白，其实河运和海运一样，都是有风险存在的。
“海道多潢，犹陆地多歧，海人行海，犹陆人行陆。傍潮而行，非横海而渡，今踏出海道，傍非若浮，沙疏土崩，决无常之可虑也。”
魏广德还特别注明，海运固然极险，但浙闽海船，向来以远航到海外贸易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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