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吉嘴里知道了红薯藤的事儿，又看了俞大猷留下的书信，魏广德也算是明白了，他应对明末小冰河的利器算是差不多收齐了。
是的，魏广德并没有因为知道有了红薯藤就很激动，他已经过了最初那个时代。
其实就这些年，他以次辅身份还是能对大明各地农业生产比较了解的。
虽然南旱北涝的灾情依旧，但和嘉靖年间南北灾情交替出现还是好上许多。
最起码，现在各地的老百姓虽然遭了灾，但地里的产出还能勉强果腹，一年受灾一年还能过的马马虎虎，所以日子还能过得下去。
只是到了崇祯朝那会儿，北方连年灾害，才一举把大明朝逼到了崩塌的边缘。
加之国事处理不当，最终大明朝被敲响了丧钟。
虽然现在大明朝官员都不怎么样，可以说是从上到下贪腐成风，但胜在体制还算好。
是的，你没看错，大明朝的政治体制还是不错的。
延续千年的小政府，除了对北方有巨大的军事开支外，其实朝廷的财政支持也是有限的，还没到把人往死里逼的程度。
特别是现在民间，朱元璋定下皇权不下乡的制度存在，因为宗族林立，乡下多是靠族老维持，都是血脉联系，总不会把人往死里比。
虽然后世影视作品里多把民间疾苦的责任推到地方官“吏”和里长、甲长身上，但这些人其实更多的是把税赋摊到外姓人头上，对本家人还是不错的。
即便偶有数典忘祖之辈，但是人真不算多。
至于那些外姓人，其实住在别人村里，在住下那一刻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这也是大明朝能延续二百多年的原因，乡下还算平静，少有狗屁倒灶的事儿。
至于朱元璋为什么制定“皇权不下乡”，说起来也是他受尽了贪官污吏的盘剥，所以才想出这个制度，让乡老维持农村的秩序，不让官员把手伸下去。
其实从这条制度的诞生就说明，朱元璋从一开始就对大明官员们的操守是不信任的。
不过，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和古代中国社会构成有关。
皇权要插手乡野，所要付出的成本太过巨大，甚至可能引发颠覆王朝的后果，这也是朱元璋选择这条制度的原因之一。
当然，大明也不是把乡镇权利拱手相让，地方官员们虽然名义上不好插手地方除刑事案件以外的事儿，但收税等管理权利，还是通过胥吏来完成。
所以，后世对古代也有种说法，那就是封建王朝的乡村治理基本为胥吏所操控。
乡绅在其中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连县官都会被胥吏那高超的行政手段所蒙骗。
这也是为何县官要不断整肃胥吏队伍的重要原因，其背后存在复杂的权力博弈。
大明朝，几乎所有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和御史，为官初期都要法办几个胥吏来树立自己刚正不阿的形象。
无论是宗族还是乡绅，都不会心甘情愿将其掌握的物资主动奉献给国家，这便是皇权与绅权在乡村的主要矛盾，诸多赋役的强行委派正说明了这一点。
但乡绅并非毫无抵抗之力，在古代户籍制度并不完备的情形下，他们通过隐匿户口，招揽流民等方式来回避皇权的渗透。
当王朝正值鼎盛时，尚可借助胥吏队伍对乡绅进行制约，以维持对乡村的基本控制。
承平日久之后，胥吏与乡绅便会结成一种暧昧不清的关系，共同利用政策漏洞中饱私囊。
故所谓地方政治者，不操于胥吏，即操于绅，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考，亦几稀也。
乡绅清晰的认识到，如果碰上清廉的县官，还可以对其进行限制，但大多县官上有国家重臣逼问索要，下有州县的繁苛赋税，只得任由胥吏侵夺乡民财产，否则地方知县的数万两雪花银由何而来？
除此之外，在军事动乱之际，乡绅更是凭借掌握的财富，招揽民众构建武装山寨。山寨内部不仅拥有大量的田地资源，还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武装势力。
如此密不透风铁桶，皇权根本无法进行渗透，无论是兵役的征派还是赋税的缴纳，都只能根据乡绅的主观意愿进行。
山高不怕皇帝远，乡绅的自治不仅在于对人口及土地的掌握，更在于对胥吏的笼络。
与之相对，封建王朝设立胥吏的初衷是为了消除乡绅的地方控制，并尝试将“乡村自治”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
而眼下的大明，其实就是地方官员和乡绅相辅相成的状态，地方官很难直接插手乡野，乡绅受朝廷大义也必须尽量满足官员的要求。
这也是朝廷地方官上任，乡绅都会携带礼物拜访的原因，皇权终究占据道义，乡绅也只敢在乡下稍微放肆一点，却不敢做的太过。
不过，这些在张居正推出考成法以后，情势稍有变化。
考成法是真把下面官员逼急了，为了自己的仕途，就必须完成朝廷摊牌下来的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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