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大兴安岭林区的一个小山村，我妈有鄂伦春人的血统，我能活下来，实属侥幸。
那是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的年代，一家一个孩儿，谁也不能超生，要是不小心怀了想生，那就得扒房牵牛，就差一命换一命了。
生过一个孩儿的孕龄妇女必须得上避孕环。
什么？
不想上环？
那妇联主任天天去家里，朝九晚五，风雨无阻，除非家里的老爷们挥刀自宫，断了性生活的念头。
即使这样，妇联主任也要瞪眼睛盯着，生怕小媳妇出去搞破鞋。
要是想再生一个怎么办？
那就躲呗，只要不被发现，生出来交罚款就行了。
九十年代初，农民年收入不过千元，罚款八千一万，绝对是一个要命的天价。
我们村有个大姐，就是想生两个孩子，东躲西藏九个月，后来还是被人抓到了，直接送乡卫生所做引产，听说孩子都四五斤了。
年龄小的可能不信，可以自己上网搜一下2012年6月的强制引产案，陕西安康一怀孕7个月的母亲，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肚中胎儿被强制引产的事件。
这件事刚刚过去十年，呵呵，才十年。
要不是怕审核过不了，我非得给来上一段含妈量不低于95%的小作文。
我算是幸运的，我妈可以随便生，不是有特权，而是因为我妈是精神病，不知道从哪来的，一个人疯疯癫癫走三道岭村去了。
我不知道我爹是谁，那个年代，农村老光棍子多，有媳妇的也想出去找找乐子，所以我妈成了别人的泄欲对象。
听说我妈生了六七个，就活下来我一个，有的生下来是死胎，有的生在了冬天，我妈也不会照顾，被冻死了。
我妈的悲惨经历，我不想说了，我对她也没印象，我三四岁，她就死了，我真恨她死得晚了，要是早点死，还能少受点罪。
从有记忆起，我就生活在村口的土地庙，没有窗户，冬冷夏热，好在那边人信佛，经常上供，许某人能混口吃的。
等我懂事了，我去找过村支书，问问能不能给我找个地方住，进福利院啥的也行，村支书让我去找村里的妇联主任，我他娘的还真去了，妇联主任就问我一句话：“你是娘们吗？找支书去。”
要是国足有这能力，早他娘的进世界杯了。
好在村里人对我还行，尤其是一些老爷们，有事没事给我送点吃的，土豆地瓜大苞米，我估计他们也不确定我是谁的种，反正有口吃的就行呗，寻常老百姓吃啥呀。
我比较早熟，七八岁就开始捡废铁卖钱，十一二岁的时候村子附近修了一个度假村，施工的时候，我没事过去偷点铁卖钱，小打小闹，也没人管，那段时间我过得还挺逍遥。
说到早熟，一个是环境因素，一个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那个年代的农村，性一直是一个压抑的话题，别看茶余饭后的村民最喜欢谈论谁家媳妇搞破鞋，谁家老爷们在外面养小三啥的。
但对于孩子来讲，性就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当时电视台也缺德，没事就播放广告，要么是重振男人雄风的神药，要么是怎么穿都挺拔的紧身瘦身衣，那大胸，滋滋滋……
后来VCD走进了普通家庭，村里小伙伴也用零用钱租点光盘看。
即使生在山区，也抵挡不了我们对外面世界的渴望，我们想知道东京的天气热不热，想知道加勒比海的颜色深不深，更想知道一本道究竟是什么道。
根据经验而定，越是农忙时节，音像店的生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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