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跟随赶早的人群，打马过了玉带桥，就进了代州城的南大街。到了街口这儿，人就更多了。只见脚夫小贩，商人差役，书生游医，僧道相师，把四车道宽的大街塞得满满当当。黑子骑在马上东张西望，十分兴奋：“这代州城比王家庄不知大了多少倍。人多得跟我老家赶集一样，走路全靠挤。就是这味儿冲了点儿。”
大飞带着花布口罩说：“入城前都说了，古代人没有细菌的概念，随地大小便，这城市就像一个细菌培养器。”
我笑道：“听胖子说，之前不是这样。明朝初年财力富余，城里面还有专门的环卫工打扫街道，疏通下水。到了明末，国库空虚，各地的军费都拖着，更别提这环卫费了。没人扫大街，城市就变成现在这样，跟巴黎差不多。”
没走几步就看见一大牌坊，上书重闱正气坊。大飞看了不禁赞叹：“好大气的牌坊，这是给谁立的？”我瞅了一眼大飞：“这是给孙传庭的祖母立的。”黑子恍然道：“原来孙传庭是这里的土着啊。真是三代出贵族。”
我们顺着人流缓缓往前挪动，街道两旁尽是各类店铺，排列紧凑。大多是书店，古玩店，扇子铺，酒肆，饭庄，茶楼，还有卖文房四宝的。
黑子就像个刚进城的乡下小孩儿，策马贴着扑面而过。在一个扇子铺前，挑了三把檀木扇揣进怀里，转头说：“这里的东西简直是五花八门，要是有顺丰，我真想把整条街都打包回去。这随随便便一个小件儿，拿回去都是高仿精品。哈哈哈哈。”
我问他知不知道什么是五花八门。他摇了摇头。我指着路边的铺子说：“这卖茶的女人叫金菊花，那个举医旗的叫木棉花，酒楼里的歌女叫水仙花。瞧，左边儿那卖艺的叫火棘花。喏，前面的挑夫就叫土牛花了。”
大飞问道：“那这八门又是什么？”我指了指路边的算命先生：“这一门金，说的就是这算命的。二门皮，就是前面地摊儿卖药的。三门彩，是变戏法。四门挂，耍把式。看，茶楼里说评书的就是五门评。六人团指的相声。七门调就是搭篷扎纸的。瞧，右边儿唱大鼓的就是八门柳了。”刚说完，旁边的人群就给那唱大鼓的姑娘喝了个彩。
就在这时，大飞说有人在叫我们。我心想，头一遭到代州，人生地不熟的，哪儿有什么认识的人。可这人一直从对街对面儿挤到我们跟前，行了一礼：“小可孙世瑞，见过诸位大人。”
他这一叫，可把周围的老乡给吓到了，都躲得远远的。我在马上虚扶一下：“孙公子无须多礼。我等简衣而行，不易张扬。你我兄弟相称可好？”
他向我们抱拳道：“前番全赖众位哥哥相助，舍妹方可平安而归。家父屡次命我打探哥哥下落，必请至庄上好生款待。不想今次偶遇，实属天缘。望诸位哥哥随小弟同去庄上小住，以表小弟拳拳之意。”
我急着办正事儿，没闲工夫去他家玩儿。但想到黑子要去见他偶像，大飞也急着看他摸过的孙家小姐，就说改日再去。他向袁永义要了地址，才再三别过。
过了文庙，从鼓楼往东就进了东大街。这鼓楼也叫边靖楼，明洪武七年建造，三层四檐挂有巨匾，上书“声闻四达”，“威镇三关”，气势相当磅礴。
听袁永义说，这东街是全城最繁华热闹的地方。州衙署、圆果寺，文昌祠都在这里。光沿街的商号就近百家，相当于山城的解放碑，洪崖洞。
我们拐进钟楼巷就到了姬家的铺子。这家铺子专卖我们的现代商品，门店装修得很是雅致。我们一行十五人来到后院儿安顿好后，袁永义就把我们三个请到密室里。他拿出电台后就知趣地退了出去。
我们用铺子里的电台跟胖子和雷神宫报了平安。黑子就开始把我们随身携带的野战电台，跟铺子里的电台进行匹配。
由于五爷那可怜的载重量，运了人和装备后，就不能携带给养。等袁永义准备好马匹补给后，我们便直奔崞县而去。
越往南走，驿道上的人越少。到了小营村再往前就是崞县地界。在这里我们换上了防护服。为了不吓到周围的人，在外面套上袍子和布帽，还用黑布蒙了面罩，只留两个眼睛出来。
自从在阴沟碰上鼠疫后，我们就注射了两次疫苗。虽然还有两针没打，但基础抵抗力还是有。为了防止被传染，我们一路上都尽量少说过话。
过了小营村往南，驿站两边的情况就和代州大不一样。人少不说，连车马店都关门大吉。田地里更是人影都见不到一个。又走了一会儿，就看见崞县县城的城楼。
城楼跟前已经设了卡子，进出的都是运粮的马车，几乎没人进出。黄虎拿着文书上前交涉，城门口的差役见我们裹得严实便放了进去。
过了来宣桥，我们就从北门进了城。一路上只见城里的街道异常寂静，往日的繁华喧嚣已被一片死寂所取代。按照防疫手册，百姓们被要求留在家里，不得随意出门。偶尔可以看到裹得严实的医官，手持册子正挨家挨户地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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