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是因为中原人读书了！”这个回答让张苞和王平都一脸惊愕，搞不清这是何意。
刘禅看着他们俩，轻轻一笑，接着解释道：
“在我们还不读书的时代，君主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很少会去多想，也很少会质疑他做的事情是否正确。
然而，一旦我们开始读书，就会明白许多所谓的道理。尽管这些道理正是那些先贤希望我们了解的，但问题在于，我们的先贤实在太多了些。
比如儒法两家之争，儒家和法家在我大汉是最为兴盛的两大学派，但这二者之间的辩论也持续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
单看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及其门道，甚至是董仲舒所讲的道理，都是正确的。
同样地，如果只看法家，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法家先贤的话也同样没错。
但是一旦把这两者放到一起比较，他们就开始没完没了地争论起来，即便最终将两者融合成礼法之学，也无法平息彼此间的争斗。
于是就出现了问题：儒家为了胜过法家，就需要去研究法家的思想，寻找其破绽；法家要压制儒道，就得找出儒家的问题所在，这样双方互相辩论的过程中，思想观念自然会发生变化。
他们的弟子们也开始争论不休，导致各方的想法愈发不同。
老百姓们在这种看热闹和学习的过程之中，逐渐产生了自己的观点。
这就是过去所说的‘百家争鸣’，各家宣传自己的理念，并不断启发百姓们的智慧，让他们既懂得了道理，也学会运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这个世界。
用得好时，百家争鸣就会涌现大批人才，如同源源不断，各种器物兵法层出不穷。
但如果用得不好，就会出现君择臣、臣亦择君的情况，甚至会催生出像当年陈胜、吴广那样的起义军，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口号。”
出生在皇家，实际上很多皇室成员都会思考一个问题：百姓可以被利用，百姓的无知可以使人安心。但作为一个称职的君王，至少不能因为明白这个道理就真的去剥夺人民的智慧。这样做虽然能使自己的地位稳固，但却会让整个国家彻底走向衰败。
刘禅的这番话，使在场的两人陷入了深思。王平尽管从未进过私塾，也没完整读过一本书、认全一个字，但他并不愚笨，反而相当聪明。
他很快就理解了刘禅话语中的含义：
“殿下说的是，那些边远部族之所以贫穷弱小，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启迪民智。他们之所以臣服于高定，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高定所做的一切是否正确！”
“子均你说得很对，正是如此！”刘禅满面笑容地点点头，“无论是益州的蛮人、夷人，还是北方的其他异族部落，他们之所以不能持续强大，原因就在于此！
如果他们遇到一位杰出的领袖，就能迅速引领他们变得更加强大。就像曾经迫使汉军陷入白登山之围的冒顿单于，接纳了先秦时期的汉人难民，并赋予他们足够的地位，从而使匈奴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我大汉的心头大患。然而，在汉武帝之后，那些后续的单于都没有冒顿那样的才能，因此再也无法成为我们的对手。
再比如过去的鲜卑檀石魁，依靠汉人的帮助制定了鲜卑的法规，从而成功从匈奴手中夺取了草原霸权，甚至使我大汉也遭受了挫败。然而自檀石魁去世后，他的后代没有一个能挑起大梁，新生的鲜卑部落很快四分五裂。如果不是最近出了个轲比能，鲜卑的存亡还真的是未知数呢。
这就是这些异族部落普遍存在的问题，他们过度信任自己的首领，不会去质疑首领的位置为什么不是自己，最多只是认为谁强大谁就应该当首领。
因此，他们的力量时强时弱。但如果一旦他们启用了民智，产生了独立的思想，那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足够的条件和好处来吸引他们，他们自然也会考虑转向我们。”
刘禅的这一席话让张苞和王平二人瞠目结舌，直到此刻他们才知道刘禅的意图和计划。在此之前，不论是听闻还是想象，中原地区对待异族的方法一直都是安抚或消灭——安抚是把他们带到中原，教他们农耕，让他们融入汉族的城市，逐渐消除他们的野性；而剿灭则更简单，一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派兵屠杀，把他们吓得胆战心惊、逃之夭夭，事情就算解决了。
然而，像刘禅这样的想法却是前所未有的，他不仅要从内部瓦解异族，更要启迪他们的民智，让他们自行反抗自己的首领和王。
这事情听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但张苞和王平却清楚，并非没有可能。瞧瞧陈胜、吴广，再看看黄巾军的张角，甚至想起自家那个搞出个“我高祖皇帝”的典故。这些可都是明摆着的例子，了解得越多，眼界就越开阔，一旦眼界开了，做起事来也就更大胆，甚至能做出震撼天地的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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