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1日，长征红军主力部队成功占领了湖南通道县城，胜利的喜悦尚未消散，红军就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
湘军和中央军共计16个师已经纷纷开赴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等地，构筑起了坚固的工事，意图一举歼灭红军，红军仍然四面楚歌。
在这个紧要关头，红军总部于12日中午紧急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
会议在通道城外农村的一户农民厢房里举行，虽然环境简陋，但气氛却异常紧张，会议的议题至关重要，关乎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
在会议上，部分高层提出了到贵州的建议，他们认为，贵州地势险要，敌人力量相对薄弱，是红军避实击虚、开辟新根据地的理想之地。
然而，共产国际代表却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坚持要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他认为，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川黔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区创建一大片苏区，他还强调，这是已经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不容更改。
部分高层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们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前方构筑起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
在这种情况下，惟有立即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才是明智之举。
讨论异常激烈，共产国际代表坚决反对转兵贵州的战略，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定，他提早退出了会场。
在严重的敌情面前，坚持要北上的总部高层也不得不承认只有先西进贵州然后再北上才有可能遇见比较小的抵抗。
最终，会议部分采纳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红军决定在行军路线上进行调整，放弃经通道北上的计划，改由经贵州的黎平、锦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寻机召开政治局会议。
这一战略调整不仅化解了红军全军覆灭的危机，也促使高层领导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为随后召开的关键会议，特别是遵义会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道会议，虽然时间短暂，但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在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次紧急军事会议虽未完全采纳改变战略方向的提议，却促成了行军路线的调整。
通道会议也是一次具有突破性的会议。
在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后，高层领导层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过去，只有三人参与重大决策，而现在，有六人参与了讨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在通道县城的讨论，标志着红色革命命运的转折点，尽管当时的人们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通道会议在红军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为红军的战略转移指明了新的方向。
会议结束后，红军总部于当晚7点发布了关于红军明日向西进发的部署电令。
电令要求一军团第二师和九军团向黎平方向前进，寻找机会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这一电令的发布，标志着红军战略转移的新阶段的开始。
13日，红军总部又发出指示，要求各部红军迅速脱离桂敌，向西进入贵州，寻找机动空间，以便转入北上。
这一指示进一步明确了红军的战略方向。
红一军团二师和九军团离开通道县县溪，进入湖南怀化市靖县，红一军团十五师则进至通道县县溪地区。
红三军团主力进至通道县牙屯堡、团头地区，其先头师则进至通道县播阳所、黄垢地区。红军总部纵队则从芙蓉镇出发。
与此同时，红五军团和红八军团则推进到元线和土溪一带。
12月14日，红一军团的十五师从通道的瓜坪转移至湖南靖县的四乡地域。
红三军团先头部队更是深入贵州的洪州司地域。
红军总部纵队也从通道的播阳所进入贵州洪洲司的老池塘地域。
下午两点，红八军团也抵达通道县的深度地域，并随红一军团的十五师一同进入贵州。
中央红军大部队离开马龙竹坪两天后，红五军团的后卫部队在竹坪南面与桂军发生了遭遇战。
面对桂军在人数和武器上的优势，红五军团的后卫部队边战边退，最终退至竹坪的庵堂山，并成功占领了制高点。
桂军看到红军占据了庵堂山的有利地形后，便停下来整顿队伍，准备发动进攻。
而红军则利用桂军整顿的时间，在庵堂山上构筑了简易的防御工事。
桂军首先发动冲锋，但被红军的交叉火力遏制，接着，桂军又使用迫击炮轰击庵堂山，但由于红军有了防御工事，伤亡并不大。
炮击结束后，桂军再次向庵堂山发起冲锋，但再次被红军顽强击退。
战斗持续至夜幕降临，红军利用地形优势，成功击退了桂军的七次进攻，使得桂军在夜晚也不敢发动进攻，只能驻扎在竹坪。
红五军团的后卫部队在完成阻击任务后，趁着夜色向通道的双江镇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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