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主要就是介绍皮特斯大帝的宗教改革。实在太重要了，皮特斯大帝的改革基本可以说是18到19世纪啰萨的奠基之事件。皮特斯大帝是历史上一位大有作为、影响深远的人物。他的改革而炳彪于世界历史史册。在其在位的年代不但从适应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而且不顾教会势力的反对，进行了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历史作用也不可低估。虽然对于皮特斯大帝以及他的改革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很伟大自然也有少部分人认为就是他就是一个“你懂的”的人，不过我的态度是很明显的，就是支持。（见27章）
16世纪啰萨教会势力明显加强，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渗透到政治领域。如果说在罗曼诺夫王朝以前的啰萨社会中，教会还没那么大胆，是以间接方式干预朝政的话，那么从罗曼诺夫王朝开始，教会就企图直接干涉啰萨帝国国家的政治事务了。历史上最早直接干预朝政的是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代沙皇米哈依尔的父亲，东正教牧首费拉烈特。他利用双重身份在实际上控制了国家大权。之后，就是尼康。他曾是皮特斯大帝父亲阿烈克塞沙皇的宠臣，沙皇希望尼康通过宗教改革为他的专制政权服务。而尼康显然利用了这次机会，想把王权踢到教权之下。
1652年， 大主教约瑟夫去世，尼康继任为大主教，开始鼓吹教权高于王权，大肆宣扬“君权神授，大主教则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他甚至把大主教的权力比做天上的太阳，把沙皇的权力比做从太阳取得光辉的月亮，并自封为“大君主”。虽然后来尼康改革失败，自己也被沙皇贬谪。（见前章）但教会在啰萨帝国的势力还是数一数二的大，仍然与啰萨政权分庭抗礼。大主教在沙皇同意下由主教会议选举产生，与君王并立的同时还不向任何人负责。为显示教权高于世俗权力，在主日的那一天，沙皇应在莫斯科的宗教仪式中，当众亲自为大主教牵驴。（我靠，要是谁在中国敢以宗教的名义让皇帝牵驴那简直是在找死，想玩九族消消乐了）尽管东正教教会一直以来处于啰萨帝国国家的控制之下，对沙皇政权造成的威胁没有像西方天主教那样。但为了消除教会的分裂倾向，在啰萨仍然经过了好几代人的努力。
在15- 16世纪啰萨开始走向统一国家的道路，大公们为扫除统道路上的障碍、对教会中的分裂倾向进行了斗争。但一直到17世纪封建专制制度形成之际，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教会依然是啰萨中央集权制国家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这个障碍需要有人清除，而这个人，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主人公：皮特斯大帝。经过皮特斯大帝的宗教改革，东正教教会从此变成国家统治工具。
1682年，皮特斯大帝继位。当时东正教教会不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实力都是十分雄厚的。与1653年（即为尼康改革时期）比较，到1718 年转到牧首和高级僧侣世袭领地上的农户数目增加了39% ，修道院的领地增加了36% 。这些遍布各地的教会地产，不仅与世俗贵族争夺劳动力，而且严重影响了国库的收入。（就像佛教在中国一样，教会也是自给自足，不纳税的）由于教会经济力量强大，政治上必然不会心甘情愿地向沙皇政权屈服。特别是皮特斯大帝在国内实行全面改革而触及到各集团利益时，不论是官方教会还是分裂派（在这要谢谢尼康改革，成功把教会分裂了，这就让教会难以集中力量，难以阻止改革。），都纷纷组织了反对集团。他们大肆宣扬说皮特斯大帝是啰萨帝国的叛徒，基督教徒的公敌。更有甚者，造谣说皮特斯大帝不是真正的沙皇，真正的沙皇在童年时代由一个外国人代替了。凡此种种，都成为了改革的极大阻力。皮特斯大帝要使改革顺利进行，就要对封建教会进行彻底清算以削弱教会经济实力。到了如今局面，使教会在组织和行政方面隶属国家已势在必行。
为此皮特斯大帝必须做出改变。或许到国外参考一下外国发展道路是个不错的方法。
1697年，皮特斯大帝就化名彼得.米哈依洛维奇考察大不瑞腾帝国的文化、科技期间，就对其中教会权利和世俗政权的关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从都铎王朝开始，大不瑞腾帝国教会的权利就从属于国家政权，后经资产阶级革命教会更是进一步转而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些成功经验的获得，为后续的改革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样本。
1700年，以阿德里安大主教去世为机会。皮特斯大帝有意不指定继位人，任命了不反对改革的梁赞地区主教斯特凡雅沃尔斯基为代理大主教。其任务仅仅是管理一些日常事务。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削弱教会的尝试。
1701年皮特斯大帝又宣布设立修道院衙门，命令有关教会方面的重大决定都必须由修道院衙门负责人作出。同时，修道院衙门有权管理教会和修道院财富，仅把宗教事务的管理权留给原来的大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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