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娘宫里，侯平将陈愚衷的三封信交给了朱由校，同时也将信件背后也隐射的大明国朝弊病如实相告。
朱由校听完久久无语，好半晌才问道：“夫子，你说的这些，皇爷爷知道吗？”
侯平深吸了一口气：“以前不好说，但是后来，肯定是知道了的，如果皇上不知道这些事情，也就不会有东林党的出现了。”
朱由校惊讶道：“东林党人？夫子这是何意？”
侯平遗憾的道：“皇上就是因为知道‘阳明心学’的可怕，才会扶持东林党，企图用他们来制衡‘阳明心学’……”
万历皇帝为了对付江南仕林，采用的主要手段就是分化瓦解。
其中重点扶持的是以赵志皋为代表的浙党。
其实在江南仕林全面反扑之前，万历皇帝肯定是没有意识到‘阳明心学’真正危险之处的。
或者说有认识，但也并不深刻。
直到万历二十六年，江南仕林发起了全面反扑，瞬间就将他辛苦建立大好局面毁于一旦。
此时才真正让万历皇帝意识到‘阳明心学’真正的危害。
其实将‘阳明心学’视为威胁的也不仅是万历皇帝，大权独揽后的张居正也同样将‘阳明心学’视为大敌。
最早打压‘阳明心学’的正是张居正本人。
有个标志性的事件可说明这一点。
何心隐，本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阳明心学’之泰州学派弟子。
万历七年（1579年），他由于在讲学过程中，多有抓击时政之举，受到张居正的厌恶。
最终被湖广巡抚王之垣以“妖逆”之名逮捕入狱，最终惨死狱中。
何心隐之死说明张居正对‘阳明心学’的危害已经有了清楚的认知。
‘阳明心学’是天然挑唆下层对抗上层的学问，任何当权者都无法容其学说的存在。
张居正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由于在他当政之初对‘阳明心学’的扩散持支持态度。
使得‘阳明心学’已经成为了当代显学，尤其是他的支持者，都将心学当做自己的主学科目。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对‘阳明心学’重拳出击，着手打压，这就逼着他的拥趸不得不改换门庭。
那些真正将‘阳明心学’学到骨子里的人当然不可能轻言放弃。
于是这些人，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张居正的敌人。
但是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却是轻易的就转变了过来，成为张居正打击‘阳明心学’的最大受益者。
随着隆庆开海，商道大兴，仕林中一股新兴力量逐渐崛起。
他们最早从‘阳明心学’中汲取了力量，在‘阳明心学’被张居正打压后，他们又给自己裹上了传统理学的外衣。
这一个群体就是新兴的商人士族势力。
商人逐利是天性，又惯会迎俸献媚，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适应了张居正的政治号召，扛起了复兴‘程朱理学’的大旗。
但这个群体的表面上将‘程朱理学’奉为圭臬，实际上奉行着“心即理”的行事准则。
他们目无皇权，唯利是图。
最终在万历皇帝与‘阳明心学’争斗的夹缝里成长。
万历皇帝在未能完全掌控朝局之时，对这股势力多有倚重。
不过以万历皇帝的精明，很快就将他们的本来面目看穿，
而让万历皇帝看穿这个群体真面目的事件，正是迷雾重重的“碧陶馆之战”。
高歌猛进的李如松突然之间就背上了一个不是败战的败战罪名，将万历皇帝彻底警醒。
为什么这个群体会对大明与日本之战如此敏感。
因为这些人的根本面目是大明自郑和之后的航海先驱家族，也是隆庆开海和一条鞭法的最大受益者：海盗商人。
在马尼拉行道开通之前，大明海贸最大的合作伙伴正是日本。
一但大明与日本开战，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最严重的冲击。
所以他们反对“捣巢之策”，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让大明与日倭言和。
万历皇帝也是看穿了此点，先是假意同意了这个群体的政治诉求，然后找出具体人物目标，逐一清除。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前后，万历皇帝都有果断出手，将这个群体尽数打压。
顾宪成、高攀龙、赵南星等东林党的核心人物便都是在这一时期被赶出朝堂。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开征的矿税，更是针对这一群体的命脉进行断其根本的打击。
只不过这一群体已经汲取了足够的力量，他们远比想象中的坚韧。
他们自身虽然在政治上溃败不堪，但是因为有马尼拉海贸的持续输血，他们还有足够多的金钱力量。
通过不断的渗透，慢慢改变旧有的力量格局。
而金钱的力量又正好击中了万历皇帝最大的软肋。
这也是为什么东林党可以一次又一次无视皇权的威慑，顶着皇威硬刚帝王之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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