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万历皇帝好不容易压服内阁，将盐法改革统一方向和口径。
等吴道南将盐法细则呈上来后，朝堂又炸了锅了。
只不过这次的讨论的不是盐法本身，而是关于盐法中的最后一条规定。
“三年一修订，六年一重刊”。
有人认为法规如果常年修改，还能有什么公信力？
另一些人则认为，常年修订法规，可使法规更为合理。
更有守旧之臣，认为这条法规是对大明祖训的讥讽。
太祖立国，曾立下《皇明祖训》，在此书立下过军令状：“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皇明祖训》始纂于洪武二年，成书于六年，九年又加修订条款，二十八年再次勘正，最终才成为如今的成品。
祖训共分为十三章，分别为：首章、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用。
整体来看，《皇明祖训》涵盖了国家发展所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
是太祖为了让自己一手缔造的帝国能够永传万世而绞尽脑汁想出来的精髓。
他认为只要遵循这个法则，大明就可以永续，所以他才会立下规定，规定后世子孙不可擅自更改。
而《皇明祖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让这个社会固化，包括自己的子孙后代，群臣和子民。
后世常有人认为，只要大明皇帝敢于举起屠刀，就能让大明朝局稳定下来。
这是一种极为幼稚的想法。
大明晚期真正的核心社会矛盾是因为读书人太多了，更新式的思潮不断的冲击着旧有的封建统治体制。
除非能杀尽天下读书人，重回愚昧，否则就不可能回到安稳的封建统治。
而清朝的入关，恰恰就是一次严重的文明倒退，是用野蛮来摧毁文明。
但是这个方法，清朝能用，而大明皇帝不可能用的了。
清朝的统治基础是因为他们手下有一帮真正未开化的野蛮人，这些人没有受到过新式思潮的污染。
他们心甘情愿的为清朝统治者奴役和统治。
而大明皇帝手下可没有一帮甘愿被其奴役的顺民。
实际上大明皇帝本身也因为受到新式思潮的影响，也在寻求突破与改变。
这就像一个人已经站在了凳子上，你还指望他抽掉凳子，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所以大明皇帝注定不可能像清朝皇帝一样，用杀戮来解决问题。
唯一能救大明王朝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引导这股思潮，让它破茧成蝶，开出更绚烂的花朵。
实际上明末的经济问题只是表相，内在是核心问题是资本主义个体主义思潮与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的冲突。
在这一时期，能挣钱的都是信奉资本主义个体至上的思想先进，敢于突破传统束缚的群体。
比如：海盗商人，敢于突破户籍制度走出去的人，敢于突破思想禁锢经商的人。
挣不到钱的，多是受封建专制主义荼毒的群体。
比如：农民，死守耕读传家教条的读书人，以及死守户籍制度的广大人民群众。
所谓的党争，就是这两波人在相互拉扯。
而皇帝，实际上是内心认同个体资本主义，但又不得不为封建统治的稳固而奋斗。
这一点，在万历皇帝的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万历皇帝因为受到孝定皇太后的威压，担心自己会被废掉，所以将自己的私人小金库看的很紧。
不惜乱法也要保证自己小金库的安全。
同时为了皇权的稳固，他又不得不跟文官集团斗争，争回属于自己的权利。
在他的分化瓦解下，铁板一块的江南仕林逐渐分裂成不同的阵营。
但是他们的思想都趋于大同，本质上是没有任何改变的，无非就是换了个群体继续争斗罢了。
同时还滋生了东林党这种彻底的私人主义至上群体。
东林党与受‘阳明心学’影响的官僚群体有一个最根本的不同。
‘阳明心学’培养出来的官僚对大明朝廷有高度的认同感。
他们在为自身谋划的同时，也会想到朝局的稳定和发展。
但是东林党是纯粹的商业集团代言人，他们的目的只为了自身商业的发展服务。
至于大明朝廷能不能发展，他们从来都不会去考虑。
所以东林党上台后，只破坏不建设，一切只为自己所在的商业集团服务。
因此在明末后期，不管谁上位，他们在面对与皇权相冲突的时候，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天启帝就是看明白了这一点，才会将魏忠贤提拔起来与文官集团争斗。
只是魏忠坚用错了方法，也没有看清文官集团的本质，加上他自己也不干清，搞得朝堂乌烟瘴气。
而崇祯上台就更加悲催，重用东林党，最终自毁长城。
侯平深知想改造大明王朝之困难，所以利用这次写盐改细则之机，将法不可轻改的这一传统观念先打上一个小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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