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禹做传销是公开的事，新建队的人都知道，那时孙桂香还成天向队里的人炫耀自己的儿子多么有本事，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经理。
后来电视上说传销是违法的，队里的人就幸灾乐祸起来，纷纷跑到孙桂香面前，传说各种听到或编造的新闻，比如哪里有人搞传销，被判了几年云云。
尤其是那帮女人，打着向胡明乐请教织毛衣针法的旗号，过来向孙桂香打听情况，假装安慰一下她，趁机炫耀一下自己的儿子，寻求一下心理平衡。
城里的孩子喜欢拼爹，农村的女人喜欢拼儿子，自己的儿子没本事，就希望别人家有本事的儿子出点什么事才好。
这时候的孙桂香哪有心情和她们斗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给赵小禹打过几次电话，赵小禹似乎并没有引起重视，说国家只是禁止，并没说犯法，她便亲自来县里了，不管犯不犯法，她都要阻止她继续做下去。
国家就好比是一个大家庭，所有的禁令就像家长要求孩子的若干个“不准”，孩子无意犯了，未必责罚，但不责罚未必就证明孩子做的是对的，船到江心补漏迟，总有一天，小错会养成大错，原本批评两句就能解决的事情，最后不得不动用拳脚，抄起棍棒。
下了班车，孙桂香打了辆三轮摩的直奔三中对面赵小禹的住处，发现他不在家，顿时慌了，去院门口的小卖部打了赵小禹的手机，确认他安然无恙，这才略微放下些心。
从市里回县城，尽管通了油路，但班车也要走一个多小时，在这期间，孙桂香还是提心吊胆，见不到儿子的每一刻，都心似煎熬。
她去三中把陈慧叫出来，听到陈慧说“我九哥好像心情不好”时，就更慌了，这孩子从小天不怕地不怕，从来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一定是遇到大事了。
她又把陈慧教训了一顿，说她无用，不能管住点她九哥，陈慧觉得自己冤死了，但还是返回校园，向老师请了假，借了赵筱雨的手机，以备不时之需。
陈慧又给赵小禹打了个电话，确认他在回县城的班车上，便和孙桂香回到赵小禹的住处，赵小禹后来给孙桂香、陈慧和金海每人配了一把家门钥匙，以免他不在时，他们进不了门。
两人等了两个多小时，赵小禹才晃晃悠悠地回来了，腋下夹着一叠白纸。
他把白纸摊开在桌子上，每页上面都打印着“传销骗局，血流成河，珍爱生命，远离传销”十六个血红的大字，他告诉妈妈和妹妹，他不再做传销了，而且去过派出所，警察说他无罪，只要以后不做就行了。
孙桂香还是担心，劝他把挣来的那些钱还给人家，或者交公，免得以后公家找后账。
赵小禹不同意：“妈，有些人你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他们不是不懂，就是坏，只顾自己赚钱，不管别人死活，你把钱退给他们，他们也不会把钱退给受害者的，倒不如我用这些钱做点正事。”
他拿起一张白纸，拍了拍上面的红字，“我先把这些广告到处贴一贴，我还印了一万张传单，传单上详细写了传销的十大害处，只是人家要传真到西安的印刷厂去印，印好了再让班车捎回来，到时候我天天站在街上发传单。把这一万张传单发完，我就彻底不干了。”
这是赵小禹坐在班车上时想到的办法。
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也就意识到自己挣到的那些钱不干净，难免心虚，他开始也想过要把那些钱退还给下线，并说服他们收手，便和几个有手机的下线通了电话，但他刚提出自己不干了的想法时，就遭到对方的极力反对，甚至连叶春梅和杨建国也觉得他退出了可惜。
原来他们比谁都清楚传销害人的本质，毕竟他们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不像赵小禹只是一个初出茅庐，单纯无知的毛头小子，他们的认知和魏巧梅如出一辙，只要自己挣钱就行。
他们反过来还劝赵小禹不要退出，奉承他天生就是搞传销的料，将来一定能升为蓝钻经理，甚至能成为传销界的巨头。
赵小禹于是改变了想法，与其去拉那些自愿跳入火坑，还享受其中的人，倒不如去挽救那些在火坑边缘徘徊的人。
他不再打电话了，沉下心来构思着传单上的内容，等回到黄水县，一篇文采斐然的文稿就在胸中完成了。
他的作文水平还行，毕竟他的语文老师是美丽动人的高美娥，加上引用了昨晚那则专题报道里的一些词句，他觉得这份传单应该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找了个电脑工作室，花了几百块钱，打了几十张广告，印了一万张传单，还在传单最下面留了自己的手机号码，表示愿意和社会各界人士做深度交流，做完这一切，他的心情再一次舒畅起来。
曾经在电视中看到，有人害死了人，就要请道士做法事超度亡灵，当时他觉得很愚蠢，现在却理解了他们的做法，他们其实不是在超度亡灵，而是在驱散自己内心的鬼影，他贴广告，发传单，也是另一种“法事”，另一种超度，那一张张广告，一份份传单，就是道士手中的“符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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