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淑芬又一次从浅眠中惊醒，窗外天色尚未破晓，卧室里弥漫着属于黎明的灰色静寂。她侧过身，看见丈夫张立国背对着她，呼吸平稳而深沉。那张双人床上仿佛横亘着一条无形的界线，将两人分隔在各自的世界里。
她轻手轻脚地起身，不愿在卧室多停留一刻。六十二岁的身体带着常年操劳的僵硬，每一步都迈得缓慢而沉重。
厨房是她的领地，也是她的牢笼。她熟练地准备着早餐——白粥、酱菜、煮鸡蛋，一切都是三十年如一日的固定程序。墙上挂钟的指针缓慢爬向七点，她将早餐摆上桌，犹豫着是否该去叫醒丈夫。
“何必呢，反正也不会得到回应。”她心想，但还是走到了卧室门口。
“吃饭了。”她的声音干涩，像是许久未用的门轴。
如她所料，没有任何回答。张立国依旧背对着她，连一丝表明醒着的颤动都没有。
林淑芬站在门口，等待着那永远不会到来的“嗯”一声。这个早晨与过去无数个早晨重叠在一起，凝固成一种令人窒息的常态。
几分钟后，她听见卧室里传来动静。张立国起床了，径直走进卫生间，然后出来坐下吃饭。他全程没有看她一眼，仿佛她只是房间里的一件家具。
林淑芬在他对面坐下，小口喝着粥。她注视着丈夫低垂的眼睑，那张曾经对她绽放笑容的脸，如今只剩下一片漠然。
“今天要去超市，家里没米了。”她试探着说，明知不会有回应，却仍忍不住抛出话头，像是在空旷的山谷里投石，期盼着哪怕一丝微弱的回声。
张立国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专注地剥着鸡蛋壳。
“王大妈昨天说，社区要组织老年旅游，问我们去不去。”她继续说着，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恳求。
依旧沉默。只有粥被吸入口中的轻微声响。
林淑芬不再说话。这顿安静的早餐在机械的动作中结束，张立国放下碗筷，拿起手机坐到沙发上，拇指开始在那小小的屏幕上滑动。
这就是他们一天的开始。
二
林淑芬还记得，三十二年前他们初次见面时，张立国完全不是这样的。
那是1989年的夏天，经人介绍，他们在人民公园见了第一面。张立国穿着笔挺的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见她就笑了，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那天他说了很多话，说自己在一家机械厂做技术员，喜欢读书和下棋，还会拉二胡。
“我这人不太会说话。”他当时腼腆地笑着，却已经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
林淑芬被他的笑容打动了。那年她三十岁，在亲戚眼中已是“老姑娘”，遇见张立国，像是命运终于对她展露了微笑。
婚后头几年，张立国虽然话不多，但总会回应她的每句话。晚上两人并排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会时不时评论剧情；她做饭时，他会在旁边打下手，说些厂里的趣事；睡前，他们总会聊上十几分钟，规划周末去哪，商量家里的开支。
变化是渐进的，像是一滴墨在水中慢慢扩散，等你注意到时，整杯水已经变了颜色。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林淑芬一边擦着厨房的灶台，一边回想。也许是张立国退休后，也许是儿子考上大学离开家后，也许是五年前他生了一场大病后。
起初只是话变少了，她以为是年龄使然。后来，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说是去找老同事下棋。再后来，即使在家，他也总是盯着电视或手机，对她的话只以“嗯”、“啊”作答。
直到最近三年，那最后的一点声音也消失了。
林淑芬擦完了灶台，开始清洗水槽。这些家务她做了一辈子，动作熟练得几乎不需要思考。她的思绪飘向了昨天在菜市场遇见邻居的场景。
“你家老张真是好人啊！”邻居大妈拉着她说，“昨天我在小区门口扭了一下，他正好路过，不但扶我回家，还帮我把买的米扛上楼。一路上有说有笑的，你可真是嫁了个好男人！”
林淑芬当时只能勉强挤出笑容。是啊，人人都说张立国是个好男人，慈祥又热情。只要出了家门，他对谁都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小区里的孩子喜欢他，因为他总会逗他们玩；老人们喜欢他，因为他乐于助人；就连街边的小贩也喜欢他，因为他买菜从不讨价还价，还常和他们唠家常。
那个对谁都和蔼可亲的丈夫，一回到家就变成了沉默的石头。
林淑芬拧紧水龙头，厨房已经一尘不染。她无事可做了，这个家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三
中午，林淑芬简单做了面条。她将面端到客厅，张立国正全神贯注地看着手机。
“吃饭了。”她说。
没有回应。
她提高声音又说了一遍，张立国这才抬起头，瞥了她一眼，那眼神陌生得让她心惊。他放下手机，走到餐桌前坐下，默默地吃了起来。
林淑芬坐在他对面，看着丈夫低垂的头顶。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头顶有些稀疏，她忽然想起十年前他生病住院时，她每天守在病床前，他虚弱得说不出话，却总是紧紧握着她的手。出院那天，他对她说：“辛苦你了，没有你，我挺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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