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禧二年四月初六，京西南路，唐州。
唐州不大。论城防，它不如灵璧那般包砖镶石；论驻军，它也不像泗州那样好歹还有两千人。但它卡在桐柏山与唐河之间，是南阳盆地的南大门。拿下唐州，邓州就在眼前；拿下邓州，汴水西路的咽喉就掐住了。中路的战略价值不在歼敌多少，而在稳步推进，像一扇一扇地撬开门板——每一扇门后面都是一条通往中原腹地的路。
薛叔似把中军大帐扎在唐州以南三十里的湖阳镇。他没有郭倪那么急。东路已经打了泗州，正在围攻灵璧，战报一封接一封地往临安飞，每一封都带着火油味和血腥气。薛叔似看了那些战报，然后原样叠好，放在案角，继续批自己的粮草文书。不是他不关心东路——是他清楚自己的任务不同。东路是主力，打的是排山倒海的气势；中路是偏师，打的是滴水穿石的推进。偏师有偏师的打法，稳比快更重要。
但这不代表他不急。帐中没有旁人的时候，他一个人站在舆图前，手指沿着唐州到邓州的官道缓缓移动，眉头拧成一个川字。他的兵力只有五万，其中真正能野战的不到三万，其余是转运粮草的厢军和沿途驻守的新兵。对面金军的兵力他不完全清楚，细作回报说唐州驻军大约三千，邓州多一些，可能有六七千。三千人守一座小城，如果他全力攻城，三天应该能拿下来。但然后呢？强攻意味着伤亡，而他的兵力经不起太大的消耗。中路的战略是稳步推进，不是死磕。
四月十二，薛叔似的前锋抵达唐州南郊。统制官李弈率骑兵五百先到，在城外三里处扎住阵脚，按照薛叔似的指令按兵不动。当天午后，薛叔似的中军主力抵达，五万大军在唐州城南的旷野上缓缓展开，营盘扎得严丝合缝——壕沟、拒马、箭楼、巡逻哨，一样不缺。他没有急着攻城。他先派了一个信使进城。
信使带进去的不是劝降书，是一封薛叔似亲笔写的信。信上语气平和，没有“天兵降临、速速归降”那一套恫吓之词，只说了三件事：第一，泗州已克，虹县已克，东路军正在围攻灵璧，南线金军大势已去；第二，城中守军不足三千，我军五万，强攻必胜，但我不愿意多造杀伤；第三，给你们一天时间考虑。一天之后，如果不降，我军攻城。届时城破，一切后果自负。
信的最后加了一句：“城中百姓皆大宋旧民，薛某不欲以刀兵相加。望将军以全城生灵为念。”
唐州金军主将叫完颜阿鲁保，是个年过五十的老军头，在大金南线诸将中不算显赫，但胜在稳妥。他手下的兵确实不到三千人，其中还有一半是本地签军。信到的时候，完颜阿鲁保召集麾下几个千户开了个短会。会开得很快，因为形势根本不需要讨论：三千对五万，没有援军，没有坚城，粮草还能撑半个月，但半个月之内绝不会有任何一支金国援军出现在唐州城下。金国的主力在北边和西边，南线已经抽空了。灵璧那边还有个纥石烈执中在死扛，唐州这边什么都没有。
完颜阿鲁保没有犹豫太久。他不是纥石烈执中——他没有跟西夏人打了二十年硬仗的悍勇，也没有那种“城在人在”的死志。他是一个务实的职业军人，对于一个老兵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怎么打”，而是“打完了以后怎么办”。他知道南线金军的大战略：放弃前沿小城，收缩兵力保邓州，必要时继续收缩保汴京。唐州在枢密院的防御计划里本来就是“可弃”的一栏。既然如此，在这里跟宋军死磕没有意义。
四月十三，薛叔似给的一天期限还没到，唐州北门就开了。
完颜阿鲁保带着他的部队趁夜色撤出了唐州，走之前做了两件事。第一，他派人把粮仓和武库里搬不走的物资全部泼上了油，但没有点火。他在留给薛叔似的一封信里写得很直白：“粮草军械留与将军，非为示弱，实因百姓无辜。若焚之，城中必乱，百姓遭殃。望将军进城之后约束士卒，勿扰平民。”第二，他在撤军前亲自到城南的签军营里走了一趟，对这些本地士兵说了一句话：“你们是大宋的旧民，不必跟着我们走。宋军来了，你们放下武器回家种地，没人会为难你们。”
签军士兵们面面相觑。有几个老兵当场就哭了——不是怕，是他们在金国的旗帜下当了这么多年兵，临到末了，这个女真老将居然还惦记着他们的死活。
天还没亮透，李弈的骑兵就进了城。城门口没有抵抗，城墙上空荡荡的，金国的旗帜已经被撤走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旗杆在晨风中微微晃动。街道上很安静，偶尔有百姓从门缝里往外张望，看到宋军的旗帜，脸上的表情不是欢呼，也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不确定的期待。唐州沦陷金国太久了——从绍兴十一年宋金议和割让唐、邓二州算起，已经六十多年。六十几年的异族统治，足以让三代人从大宋子民变成金国百姓。但是口音没有变。中原的口音还是中原的口音，街坊间说的还是跟襄阳府相差无几的方言，连门口贴的对联措辞都和南边差不多，只是年号改成了金国的“明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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