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本身已经有民主变法改革意识，从第四代君主仁宗启用范仲淹改革开始，到王安石，又到王安石的四代信徒吕惠卿，章惇，赵挺子和蔡京；上百年时间，一直在变法改革。
只可惜，所有这些变法，都是去维护那个本身最需要改变的既得利益反动派皇权和地主集团。
该动的也没动。
最后在根本上，没有足够的人参与和支持变法；内部保守势力反对派再一使绊子，那总体效果，就变得非常有限。
欧元直接抄近现代民主革命经验，自己建立军队，用实力做领头羊联合有需求的大多数人，旗帜鲜明地针对既得利益反动派。
在山东这个本身在北宋就已经风雨飘摇，先后发生过王伦起义，宋江起义和青州兵变的地方；借势推出民主变法改革。
在青州大型集会演讲和李清照主持的齐鲁日报宣传影响下，整个山东中部和东部地区，彻底为民主变法沸腾。
欧元离开青州回南京这五日。
山东中部和东部，也就是京东东路地区，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在青州益都府的主导下；效仿青州推进民主变法和平改制。
具体包括：
密州、登州、莱州、潍州、淄州和济南府，一共五州一府。
剩下南边的沂州和东南边的淮阳军。
他们那边靠近徐州，稻田产量相对可观，可能日子要相对好过一点；再加上可能觉得北方和东京的战火烧不到自己来，大尺度变法改革的动力要弱一点。
另外，沂州这个不亚于济南府所在的齐州，青州和兖州的大州；地方长官是蒋园这个昔日梁山人的老对头之一。
如今欧元大量启用梁山人，这让梁山的昔日对手们有些忌惮，暂时还处在观望中。
加上京东西路的兖州，目前已经推行欧元民主变法改革的地方，大大小小是7个州。
人口约450万人。
已经接近北宋京东东路480万人口总规模。
北宋的赋税比较好算，一个人口一年贡献的综合赋税价值，基本就是一贯钱（相当于现在一千到三千块钱）。
根据地有多少人口，尤其经济相对较发达的江南和成都地区，那就意味着有多少贯钱。
山东中部和东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要弱一点；但四百几十万人口，一年400万贯（40~120亿万软妹币）左右的赋税，基本没问题。
不过，欧元民主变法改革后的社会，肯定不能这么算。
传统赋税被他砍掉了大部分，但是通过没收的办法挤出地主逃避税收藏匿的大量田土；这本身可以增加很多收入。
另外启动商业改革和高收入个税法，按照现代经验，这肯定也会大幅增加收入。
再就是欧元自己有很多新产品可以直接下场到市场上去赚钱。
有四五百万人口这样一片根据地，对欧元来说，一年吸金上千万贯钱；并不难。
目前欧元利用战争信息优势，抢先吸收一波山东和江南地区的便宜物资发战争国难财赚差价；账面纯利润就已经超过500万贯钱。
要是在和平稳定时期，搞一堆新产品出来慢慢赚他一年；再翻一倍，轻轻松松的事。
当然，赚这么多钱，也不是最终落到欧元一个人的口袋里；更没有多少是用来奢侈享乐的。
资产越多，自保的力量就需要越强大。
资产多到一定程度，那就得有军队和大量科研投入，充分发展科技；防止各种意外和天灾人祸，以及提升医疗和生活水平；甚至还得有一定的福利开支。
扣除各种基础劳动力开支，军队开支，科研投入和福利等开支；最终盈余，才是可以用于私人奢侈享乐的收入。
但事实上，蛇大洞大；收入多，支出往往更大。
到了大规模开支的层面上，基本上就不会有盈余。
历史上所有的政权，最后都是在寅吃卯粮。
即便是现代米帝掌握世界印钞机，同样欠着世界最多的国债。
掌握超级集团的管理人，包括米国那些权力者；要想私人生活过好一点，小金库丰富一点；一般都还要靠利用资源和机会赚外快。
要是等整个集团的盈余来奢侈，那可能只能比乞丐都还过得苦。
古代的封建集权专制独裁，自己无法监督自己，根治不了腐败，在大多数时间，国库更是根本都不会有任何结余——有些结余就是强行省出来，或者从某些地方抠出来的。
皇帝的很多奢侈享乐，实际上往往都是在透支某些正常开支；然后爽几把，就垮了。
就像整个北宋，前面七代人兢兢业业，不断推行变法改革。
到第8代君主宋徽宗依然是在认真变法，然后仅仅是因为生活奢侈了一点；就爽了那么20年；代价就是亡国，用后半生和他赵皇室的苦难和耻辱去偿还。
唐玄宗在大唐的巅峰时期，也就是后来奢侈了那么一点点；便从繁荣的顶点掉下来。
欧元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现在兖州，济南府，青州及其周边州县，青年男女报名参军积极踊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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