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赖于北京高大的城墙，而后金军当时还没有攻取坚城的大炮，恐怕历史上崇祯二年朱由检就挂到煤山歪脖子树上了。最后还是皇太极抢饱了、抢够了，自己退了回去。
己巳之变不仅仅是破坏了大明与后金之间物理上的边防线，更是突破了后金对大明心理上的边防线，使后金彻底看清了大明的内部的虚弱与军事上的无能。从此后金对大明便毫无畏惧，缺粮了、少奴隶了，后金便翻过边墙自己来抢。
明朝灭亡前满清五次入关抢掠，基本上就是隔个两三年来抢一次，次次满载而归。而次次大明这边都是损兵折将，满清那边损失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郭可阳记得好像满清五次入关抢劫中，有一次最远居然抢到了山东济南，还杀了个藩王。这简直就是不把明军当人看！明军自己也是窝囊至极，你但凡有一点野战能力，满清有那个种抢到济南去？
深入敌国腹地近千公里，抢够了，又带着抢来的几十万人口、牲畜和数不清的粮食布匹金银等财物安然退走，这一切对于精熟军事的郭可阳来说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你大明但凡有一支三万以上的野战精锐之师，给皇太极这厮十个豹子胆，你看他敢！
为何是一支三万以上的野战精锐之师呢？
因为后世研究推算满清五次入关，出披甲兵最多的一次（第五次）也才五万披甲兵。而其每次入关号称的八万、十万，十五万人，那是把跟随的八旗余丁、蒙古仆从军、及众多的包衣奴才都算进去了，甚至就这还有很多吹嘘的成分。
据顺治五年编审的八旗丁册载，当时八旗壮丁34万7千，其中满洲5万5千，蒙古2万9千，满、蒙古旗下家奴汉人21万7千，汉军壮丁及台汉人（又称台尼堪，即戍守墩台的汉人）4万6千。
简言之，八旗各类汉人壮丁合计26万3千，占总额的76%。
都顺治五年了，八旗满蒙壮丁加在一起才不到8万人，这还只是成年壮丁（十六岁以上男子），真正战力强悍披甲战兵充其量5万。
崇祯八年，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征讨察哈尔，漠南蒙古大部分归顺后，皇太极将原属于满洲八旗之外的原有蒙古牛录再加上新来的内外喀喇沁蒙古合编成八旗蒙古，人数约七千八百多人。此时仍有九千多蒙古壮丁隶属于八旗满洲之下。
而崇祯二年己巳之变时，后金只有八旗满洲和少数蒙古牛录，还没有汉军。
清《太宗实录》记载详细记载了己巳之变时后金出兵情况，“前出兵时。每牛录甲兵或二十人、或十五人。毁明国坚固边墙。长驱直入。”
天聪六年八旗牛录约有288个，以此推算，己巳之变八旗出兵最多六千。加上蒙古仆从军、包衣奴才等，顶天了也就两万多人。这两万多人就能纵横京畿半年，无人能制。
所以说不是满洲太无敌，而是末期的大明太无能。
做为一个后世野战部队的连长，郭可阳熟悉明末史，他对明军的战斗力已经绝望。明军腐朽透顶，已是积重难返，想解决后金问题只能靠自己了。至于怎样靠自己解决，郭可阳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计划，只是还不成熟，尚需完善。
最后一个威胁是农民起义军。这个威胁尚在萌芽阶段，但是处理不好，他会不断滚雪球般的壮大，成长为最后上煤山的根源。
郭可阳并不认为现在派几个锦衣卫过去，把李自成、张献忠找到杀了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李自成算什么，这厮自崇祯二年底开始加入农民军，造反造到崇祯十六年才知道在襄阳建立根据地，整整当了十四年流寇。崇祯十七年进军北京，都打到昌平了还只是想着“割据西北，封为国王”，这货是典型的志不大、才更疏。
只是因为明末统治的极度腐朽，有数以百万计的底层百姓活不下去了奋起反抗，才给了李自成、张献忠之流展现的机会。此二人造反期间的种种作为就只是“寇”而已。
所以如果处理不好统治集团对底层百姓的压迫，杀了李自成、张献忠，还一定会冒出来赵自成、王献忠。部队的工作经验告诉郭可阳，解决问题一定要从根上下手，否则就会按下葫芦浮起瓢，顾此失彼、矛盾不断。
“洪承畴、孙传庭两人应当及早使用。陕西的藩王、士绅、地主身上也该放放大血，否则赈灾的粮食如果从湖广南直隶运过去，估计这个时代以的运输能力，运费都比运到的粮食贵了。他们不放血就是逼着我来煤山上吊，看我怎么跟这帮吸血鬼拼命。”郭可阳暗想。
理清了对于未来的思绪，郭可阳心中大定，自穿越以来挤压在胸口许久的憋闷和焦虑随之消散，相信今晚应该不会再因为想这些事而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了。
“此处景色不错，登高望远，真是令人心中舒畅啊！走吧承恩，回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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