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听的话一箩一箩的往外蹦，大人们抓了盘子里的花生糖果，装进孩子们的大口袋，再给个几毛钱的压岁钱，就打发孩子们离开了。
村里仅有的几乎大户人家的孩子，能买上爆竹，小小的，拿火柴点燃引线，扔进水塘，炸的过路人只想骂人又不能骂，只能暗搓搓地心底说两句然后走了。
还有些小孩儿，把爆竹插在牛粪上，点燃引线就跑，生怕牛粪落在自己身上。
摔炮也是孩子们喜爱的东西，用力往地上一摔，就发出‘啪’的一声，引发孩子们的欢呼雀跃。
我也想玩摔炮，唐超给了我几个，可我不敢扔，我害怕被炸到。
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点点。
2004年1月29日，阴。
我在日记上写下了日期和天气，还没等开始写内容，忽然眼前的场景开始模糊，日记本上出现了一条不规则线条。
我，好像，生病了。
嗲背着我跑了很远，村里的小诊所转到了县里的医院，诊断结果出来了——乙肝。
传染病，治不了。
妈妈的眼睛红了许久，脸上的愁绪从没消下去，原本就不好的眼睛更加不好了。
世上没有病，只有一种病——穷病。
县里的医院太贵了，嗲妈开始带着我找草医，辗转在各个寨子，只为能留下我的性命。
转机是婶娘带给我的，她的家，有一位草医，听说可以治这种病。
妈妈带着我去找了那位婆婆，她很干瘦，嘴里叼着烟，风轻云淡的说能治。
那瞬间，我感觉妈妈的眸子忽然变得有生气了，不再暮气沉沉。
我……休学了。
每日看着哥哥姐姐背着书包上学，我的眼睛跟着走了很远很远，直到再也看不见，我才坐在家里的板凳上，翻开书开始自学。
遇上不懂的地方，就画个圈，做个记号，等病好了再去问老师。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
伴着苦兮兮的药汁，所有的生活器具全部和家人分开用，咳一声他们会躲得很远，我不解，害怕，愤怒，无奈。
又快到新年了，我的病还是没好，只是不再像以前咳得那么厉害了，而且我也学会了咳的时候用衣袖掩住口鼻。
有时候，我会莫名的感觉胸口痛，我不敢说，怕又是另一种病，让我无法接触他人的病。
我受够了别人看见我嫌弃的眼神，像是看见了什么脏东西一般。
2005年2月4日，远嫁的姑姑带着姑丈回了寨子，我在日记上写下这件事。
紧接着，整座寨子外出打工的人都陆陆续续的归来，寨子越发热闹了——只是与我无关。
我看着他们杀猪，宰鸭，炕腊肉，灌血肠。
我看着他们打扫房屋，贴了对联，红红的，可好看了。
差不多一年了吧，我都关在家里没出门了。
每天说的话，应该不超过十句吧。
这该死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呢？
我的疑问还没解决，过年了。
今年有些特别，一大家子人都在我家过年。
你家的猪，我家的鸡，他家的鸭，凑了满满一大锅。
屋外寒风呼啸，屋内喜气洋洋，我就像一个局外人一般，看着他们吹嘘外面的世界多么多么好，今年又赚了多少钱，孩子成绩怎么样。
这些，都和我无关。
他们绕着锅子围成一圈，喝酒吃肉好不快活。
我的菜是最先盛出来的，用个大碗装成一碗，放在了独独儿（前面说的四个角的高凳子）上，也冒着热气，不一会儿就被风吹散了。
没滋没味——这是我对这个年的评价。
往年的拜年行动也被取消，年前妈妈特意回了一趟嘎嘎家，说了今年不去拜年的消息。
暑假的时候哥哥去了嘎嘎家，后来就听说二舅结婚了，舅妈很有福气，可我没见过。
将自己整个人埋在被窝里，眼泪止不住的流，身下的床单湿湿的，泛出凉意，哭够了，我就睡了，生活还是要继续。
碗里的药汁越发的淡了，证明我的病正在好转中，也许不久后，我就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吧。
喝惯了药汁的我早就不觉得苦了，可为了糖果，我还是说苦，妈妈就会给我拿糖果。
每一片糖纸我都悄悄的藏在一个小盒子里，谁也没告诉。
姑姑又走了，带走了村里的很多人。
她说，广东遍地是‘黄金’。
村里剩下的，只剩些不能出门的老人和妇女。
我看见嗲和妈妈吵了几次架，不怎么大，很快就解决了，所以我也没放在心上。
春天来了。
山茶花又开了，这是我偷偷的去上学的路上看的，汁水还是一样的甜。
茅草根也是甜甜的，充满了生气。
在医生的宣布下，我的病彻底痊愈了，整个世界都变得阳光起来。
我头一次觉得，上学是这么的开心。
什么都是有趣的，哪怕是我害怕的虫子，也是有趣的。
老师的指导，同学的帮助，让我很快就赶上了他们的进度，依旧名列前茅，可学校的人也更加少了。
老师总跟我们说，要好好读书，未来才有出路。
直到二十多年后，我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读书。
我不懂，可我做到了。
听家长的话，听老师的话，做个守‘规矩’的好学生、好孩子。
除了不爱说话以外，好像没什么缺点了。
快到暑假了，孩子们的心开始变得浮躁。
于是，几个孩子还是作妖，趴在天坑边上玩，还站在那儿往里扔石头，躬着身子往黝黑不见底的天坑看去，吓得大人们眼疾手快的将人拉了回来。
随后就是极为粗暴的家庭教育——竹笋炒肉。
枝条抽在孩子身上，抽一下问一句：“错了没？”
我梗着脖子，斜视着我嗲：“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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