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里，他的餐桌上很少见到荤腥。
这并不是因为他个人有什么特殊的饮食习惯，而是生活的窘迫使得他不得不如此。
理论上来说，按照明朝的赋税制度，如果一个普通农民不被贪官剥削，他们的收入应该会高于一个县令。
但另一方面，培养一个县令的成本却远远超过了农民。
一个人要经过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寒窗苦读，期间没有任何经济收益，只为了有朝一日能够走上仕途。
他们凭借出色的能力和智慧，在成千上万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最终却可能得到一个连普通农民收入都不如的职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不贪污受贿，谁还愿意去做官呢？
朱元璋精心设计的制度，反而成为了明朝官员贪腐的温床。
回想唐朝和宋朝，尽管王朝也会腐朽衰落，但那时的读书人至少是读着圣贤书长大的。
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秉持着孔孟之道，心怀理想和追求。
特别是在宋朝，官员的俸禄相当丰厚，一个地方州县官员或县令，每月的基本工资就达到了二十贯钱和三到五石的禄粟，这仅仅是基本工资，就已经是明朝县令收入的五到十倍。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各种补贴，如茶叶、酒水、厨房用料、柴火、草料等，甚至包括喂养马匹的草料和随身差役的衣食费用，都由政府提供，数量也相当可观。
然而到了明朝，这一切都变了。
制度似乎在告诉所有的官员：你们要恪守职责，做一个公正无私的青天大老爷，但这意味着你们将要过上一辈子的苦日子。
这就像是牧羊人养了一只牧羊犬，却连基本的伙食都不提供，让它自己想办法解决。
这样的情况下，牧羊犬为了生存，只能去偷吃羊。
因此，从明朝建立之初，官员的贪腐行为就变得司空见惯。
不贪腐的官员反而成了异类，一旦出现一个清官，全天下的人都会像看到怪物一样惊讶。
清朝初期全面沿用了明朝的俸禄制度，这实际上是在变相地鼓励官员贪腐。
因为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官员的薪水，所以只能让他们自己去想办法。
张居正在明朝实施的一条鞭法，虽然带来了许多积极的意义，但也无意中催生了一个新的现象：将贪腐从一种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
在实施一条鞭法之前，农民缴纳的田赋是各种各样的实物，如大米、布帛等，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则。
这种制度的漏洞为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官员们借此机会大肆敛财，利用各种手段捞取钱财。
例如，他们会以农民缴纳的布帛和粮食质量有问题为由，要求农民多缴纳；或者，如果农民不给官员好处，官员就会故意找茬。
然而，自从张居正改革后，所有的赋税大部分直接折算成白银缴纳，农民也需要到市场上把米卖了换成白银来缴税。
这样一来，原本的漏洞就被堵死了，因为白银的成色和质量都是标准的，地方官员无法再借此挑刺。
但是，明朝的官员们很快就发现了新的发财途径。
由于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交的都是碎银，各地方政府不可能把这些碎银直接交到朝廷去。
因此，各级州县需要将碎银子熔炼后铸官银，再统一运往京城。
这个过程为官员们提供了新的贪腐机会。
在熔铸铸锭的过程中，由于老百姓的碎银子纯度和质量不一，必然会出现一定的损耗。
比如某个县收了一千两碎银，但熔炼成大块银锭后可能只剩下九百六十两了。
这四十两的差额地方官员当然不会自己承担。
因此，地方官员会多征收一定比例的白银作为熔炼时的损耗费用，这就是所谓的“火耗银”。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部分多收的白银最多不会超过总量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
但问题在于朝廷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
没有标准就必然会导致贪腐现象的发生。
就像徭役一样，县太爷可以随意决定让百姓干一个月的活还是五个月的活。
很快贪腐就形成了一种竞争态势，谁收的火耗银少谁就显得愚蠢。
明朝官员们开始变本加厉地多收火耗银，甚至有些地方官员为了争夺更多的火耗银而展开竞争，导致火耗银的收取比例越来越高，甚至超过了朝廷的税收。
根据历史记录，在正常的州县中，火耗银的收取比例通常是每两银子加收四成到五成，即多收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的费用。
然而到了明朝后期，越来越多的州县开始过度收取火耗银，远远超过了朝廷规定的税收数额。
有些地方的火耗银甚至从原本的十税一直接涨到了十税二或者更高，这使得百姓的负担急剧增加，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而朝廷对此却束手无策。
尽管田赋造成的损失还有限，但真正对百姓造成巨大影响的是人丁税和徭役，这两项税收的滥用和过度征收，无疑加剧了百姓的苦难和社会的动荡。
在明朝这样的制度下，即使是一个有心为国的清官，也很难抵挡住制度的诱惑和压力，最终可能也会陷入贪腐的泥潭，这无疑是制度设计者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的无奈。】
张居正嘴里喃喃自语：“火耗，火耗，对，火耗归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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