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口中的我，都是我。”
欧阳启闻如是说。
“什么……”
梧惠不知道他是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的。
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而莫惟明想的则是，“仅仅只是这样而已吗”。
“嗯。我知道这个答案兴许会让在座的一些朋友感到敷衍，甚至有些失望。”欧阳说的当然不止他们二人，“但事实如此。人是多面的，人的身份也从不是单一的。”
“像你这样堂而皇之，说自己是双面间谍的，还真不多见。”
这是九方泽的评价。当然，他只是单纯地把心之所想说出口罢了。
“哈哈哈。我也这么觉得。我只是比大部分人诚实。当然，并没有说其他因为种种原因，即使身份已接近公开，却无法承认自己的人更虚伪的意思。是我比较幸运，这种坦诚能得以被各方接受，而绝不是我自己做了什么对的、错的。”
“我不接受。”
梧惠终归说出了口。
她的反应也在莫惟明的意料内。他没有阻止，只是将视线持续落在欧阳身上，看他准备如何自圆其说。
“朋友，请听我说。”欧阳以尽可能温和的语调安抚道，“我是星光报社的记者时，走访和记录是我的工作；我是公安厅的卧底时，潜伏和调查是我的任务；我是贪狼会的会员时，宣传和伪装是我的义务；我是治病医人的‘神使’时，治疗和安抚是我的责任……但在这一切之前，在这一切之上，我首先是你们的朋友。”
“是吗？是这样吗？”梧惠终于忍不住站起来，以质询的声调问，“是我们的朋友，‘谁’们？这里面也包括公安厅的人、莫医生和我吗？职责上，我才是你的同事吧——即使是过去的。还有什么？是同学？我们的朋友只是身份的叠加，还是你真正认同？还有最重要的——阿德勒先生也是你的朋友不是吗？你亲口说过，你想明白你的老朋友究竟在想什么。那么如果这一切身份和目标是相互矛盾的，你要怎么抉择？”
作为朋友，欧阳亲口告诉梧惠自己的过往。年仅十几岁时，他便与阿德勒结识了。这一点，这厅堂内的很多人恐怕已经知情。
“就拿我们两个人举例来说……我们是同学，是同事，但不仅仅如此。能够被定义为朋友的，必然有值得欣赏的、向往的、憧憬的地方。有着相似的爱好或共同的，亦或被彼此的不同所吸引。我们有相似的性格与爱好，同时你也具备我所羡慕的特质。那么，阿德勒先生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欧阳认真地说，“你说的矛盾，我诚然想过这种可能。但我也清楚地知道，矛盾是无可回避的。只要人活着，还需要社交，矛盾就一定存在。世界上没有绝对圆滑的、真正八面玲珑的人。”
“……”梧惠慢慢坐了回去，同时她的语气也冷了下来，“我不想逼你做出什么选择，没必要。我和阿德勒先生也不存在利益冲突，最多是观念的不和……算不上站在彼此的对立面，你也没必要面对这种矛盾。”
“是的。世界上没有最优解。至少这点，相信是我们在场大多数人都认同的。”
欧阳的回答并不够“完美”，也恰对应了“最优解并不存在”的认知。莫惟明知道，梧惠是不想在这种场合下继续辩论了，没有意义，也不该让旁人看了笑话。
他还知道，梧惠的话有违心的成分。她分明已经从施无弃那里知道，阿德勒年轻时——甚至在认识欧阳之前，究竟是怎样的人，干着怎样的勾当。
也许莫玄微是仁慈，但绝不是无辜的。为他工作、与他合作的，更是没有干净的人。
莫惟明完全能理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即对“朋友”这一关系的定义、忠诚度以及身份优先级的认知存在根本性分歧。而欧阳的回答，恰恰回避了梧惠最关心的具体问题——当不同身份的利益真正冲突时，他究竟会袒护谁？
在当下的情境中，梧惠认为，友谊应具有排他性和道德优先性。“朋友”意味着一种高于或至少独立于其他社会身份的、真诚的情感联结和仁义的立场。她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欧阳将“公安厅的卧底”“贪狼会的会员”这些明显可能处于对立面的身份，与“你们的朋友”这个身份并列甚至混为一谈。
这种矛盾是无法调和的，选择一方，则象征着对另一方的背叛。因此，欧阳这种态度，是一种对“朋友”二字的稀释和欺骗。然而对于欧阳启闻来说，身份是可以叠加的、情境化的，并行不悖。在不同的情境下履行不同身份的职责，并不必然构成非此即彼的道德困境。
他试图将“朋友”定义为一个更高层次、更具包容性的元身份，一个可以覆盖其他所有社会角色的基础。等到矛盾真正爆发时，再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做出“当下最优”的选择，而不是事先做出绝对的承诺。这的确符合莫惟明认识的、欧阳启闻的个人风格。
人与人的矛盾，的确就是这样基于认知的差异诞生的。而不同环境造就了不同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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