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眼里，自己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位的。没有雷霆手段，哪做的了一国之君！
在玄宗的领导下，开元十八年（730年），全国死刑犯仅有24人，打破了由太宗在贞观四年（630年）所创下的29人纪录。
开元二十年（732年），全国人口4543万人，较七年前的开元十四年（726年）增长了401万人，平均每年增长近57万人。
但随着继任时间的延长，玄宗也逐渐放松了自身要求。繁华盛世下，危机在不知不觉中酝酿累积。
第一，大搞个人崇拜，生活日渐奢靡。古时帝王都自称天子，寓意上天之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九州之内、唯我独尊的生活，很难不让他们产生一种非同常人的错觉，即便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一代明君也概莫能外！
继位之初，他们还能认清百姓的重要，知道“船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时间一长，仍能善始善终的几乎没有。
开元十七年（729年）八月初五，玄宗在花萼楼宴请百官，庆贺自己生日。
尚书左丞源乾曜、右丞张说带领百官，奏请把这一天定为千秋节，每年放假三天，准许全国官员、百姓宴饮取乐。
把自己生日当做全国节日的做法，有唐以来玄宗是第一人。
自此之后，历代帝王纷纷仿效。明、清时期，又把太后、太子的生日也作为节日庆贺。
开元十八年（730年）二月，玄宗又恩准百官在春季的三个月里，每十天休息一天，用以出游玩耍、大宴宾朋。一品至从五品官员每摆十二桌，朝廷还补贴五千缗。
此后每年的春三月里，玄宗都会在花萼楼设宴，邀请游玩回来的高官重臣，让他们轮流起舞，尽兴而归。
于是长安城内权贵名士饮宴成风、争相豪奢，民脂民膏在泛溢着酒香诗情的繁华中挥霍一空，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对当时社会生态的真实写照。
奢靡之风一旦大开，各种丑象势必接踵而来！戒奢倡俭，绝不仅仅是行为习惯问题，而是关乎天下兴亡的大事！
第二，过于放权，赋予地方的军政权力太大。玄宗不是事事亲力亲为的帝王，在军政事务的处理上愿意抓大抓总，其余事务交由宰相，或是地方办理。所以他这个皇帝做的很潇洒，能有大把时间去从事他喜欢的演艺事业。
开元二十年（733年），因东北方向威胁加重，契丹、渤海靺鞨屡次作乱，玄宗下令让幽州节度使兼领河北道采访使。
在原有幽州的基础上，统管卫州（今河南浚县）、相州（今河北临漳西南）、洛州（今河南洛阳东北）、贝州（今河北清河、山东临清）、冀州（今河北冀州）、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深州（今河北深州）、赵州（今河北赵县）、恒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州）、邢州（今河北邢台）、德州（今山东德州）、博州（今山东聊城）、棣州（今山东阳信）、营州（今辽宁朝阳）、鄚州（今河北任丘）十六州及安东都护府。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辽宁以东、河北全境、河南以及山东部分地区都在其管辖范围之内。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又下令，将由他治下的辽阔疆域，划分为京畿、都畿、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淮南、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岭南十五个道。
把行政层级由中央、州、县“三级制”，改为中央、道、州、县“四级”。
每个道设一名采访使（相当于省长），用“汉六条”来约束他们。
京畿、都畿两道采访使由御史中丞兼领，其余采访使从优秀刺史中挑选任命。采访使一般不予更换，除改变原有制度等重大事项需奏告朝廷批准，其余事务允许其视情处置，先行后报。
从上述两项改革可以看出，玄宗的心有多大！
客观的看，实施层级管理，有利于发挥各级的主观能动性。但以当时的通联条件，这种做法对节度使、采访使个人品行要求太高，一旦选人不慎或是管控松懈，就会在地方形成独立势力，为中唐时期的藩镇割据，埋下了隐患。
第三，官员选任渠道过宽，推行论资排辈，靠实干晋身的动力不足，优秀官员很难脱颖而出。想做大唐官员，除了参加科举高中进士，还可通过门荫、荐举、军功，甚至请托等多种方式获取。
科举在唐初实施，女皇武则天时予以规范，但在官员中所占比例不大。
开元十七年（729年），国子祭酒杨玚曾在一次奏疏中指出：“每年进士及第的官员不足百人，而从九品以外胥吏转正的却有两千多人，进士连他们的十分之一都达不到。听任这种风气蔓延，恐怕没人再肯精研学术，礼义廉耻将日渐倾颓。”玄宗虽然褒奖了他，却并未采取解决措施。
开元十八年（730年）三月，宰相裴光庭兼任吏部尚书。裴光庭前文有过介绍，他父亲裴行俭也曾做过吏部尚书，提出的张榜公示制度，成为大唐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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