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均田制，这是北魏孝文帝创建的一种土地分配形式。当时因“五胡乱华”导致人口锐减，北魏统一北方后，手中掌握了大量无主撂荒的土地，为了让这些土地重新发挥功能，便由政府授田给百姓耕种使用，除满足生活需要外，再给政府交纳一定额度的使用费，待百姓死后将土地归还。这个制度给了百姓以活口，使许多荒地得以开垦，政府赋税收入也就有了稳定的保障。但随着建唐以来承平日久，人们没事了总生孩子，人口井喷式增长，加之土地受到各种形式的兼并，不断流向贵族手中成为私产。政府手中没地了，该分到田的男丁成年后无法领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土地，却还得按原有定额缴纳赋税，这种以丁为主的刻板模式使百姓负担逐年加重。
而户籍制类似于现代的户籍政策，需要有一批专业队伍定期组织人口的普查核实。玄宗后期官员怠惰安逸，这项细致繁琐又没油水的工作也就开始糊弄起来，导致像人口死亡、田产转让这些基本信息都登记不详、混乱不堪，根本无法作为授田和征税的依据。
安史之乱后，户籍制更是遭到颠覆性破坏。各地征缴赋税没了户籍标准，开始胡乱巧立名目，苛捐杂税多的让人数不过来。富裕人家当官的多、当和尚的多，反而免于缴纳。贪苦人家无路变通只能被官府骨头里榨油，迫不得已举家逃亡，一个乡一百多家能剩下四五家的就算不错了。这种恶劣情况，不仅极易激起民变，且让朝廷失去了赋税来源。这才是权势集团最为关切的事，没钱用怎么享受、怎么争地盘！
杨炎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交了“两税法”改革方案。所谓“两税法”，就是把征收实物调整为征收金钱，一年区分夏、秋两次征缴的新税制。
其与租庸调法的主要区别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意思是不再区分本地户和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拥有资产和土地就要征税。
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1.量出制入。朝廷根据财政支出情况反向推导出翌年需上缴的税额，各地再依照中央分配的数额征税。2.以资定税。不论当地人还是外地人，只要在现居地拥有产业，就要编入现居州县户籍，依照丁壮和财产的多少定出缴税额度。3.年征两次，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六月、秋税十一月，原“租庸调”和一切杂捐、杂税全部取消。4.行商缴税。商人在所在州县依照营业额征收0.03%的税。
这种税法由原来死板的以丁为主变成了合理的按资定税，既减轻了对普通百姓的压榨，又拓宽了朝廷的赋税来源，不仅为因到处扑火而遍体鳞伤，且财政面临困境的大唐注入充足血液，且为后世税法提供了可学可鉴的示范。
德宗采纳了杨炎的改革方案，以敕令形式颁布全国执行！
【04】陷害忠臣刘宴，玩火者终自焚
杨炎虽然有抱负、有情怀、有才能，但缺乏崔佑甫的坦诚胸襟。崔佑甫看不上常衮就当面和他吵，但吵完就吵完了，不会在背后使绊子。
而杨炎则不然，他貌似文雅实则睚眦必报，谁得罪他他就一定整治谁。从这点看，他与卢杞颇为相似，只不过卢杞比他更黑、更狠，且毫无底线。杨炎在任上陷害的人不少，但最不可原谅的，就是害死了名臣刘宴，这也是导致他在朝中威信扫地的主因。
刘宴是曹州南华（今荷泽东明县）人，比杨炎大十一岁，是中唐治世能臣，精通经济之道。七岁时因进献颂文给到泰山封禅的玄宗，被玄宗任命为太子正字（太子宫中负责校勘文书的小官），其事迹写进《三字经》中，“唐刘宴，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名声轰动一时。
肃、代二宗时，他一直担负着度支、转运使、盐铁使等职，长年主持财务工作。他在民众离乱、财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的困境下，开财源、敛赋税、通漕运，推行食盐专卖，培养税务人才，有力确保了朝廷的正常运转，加之他本人虽长年管钱管物却极为廉洁，在朝野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代宗时，刘晏与杨炎都曾受过元载举荐，也都曾同在吏部任职，刘晏是一把手吏部尚书，杨炎是他的副手吏部侍郎，两人因三观不合时有分歧。
元载事发，代宗让刘晏调查，刘晏奉命秉公办理，元载因罪赐死。这本是很正常的事，说明刘晏没有以私恩取代国法，杨炎却认为刘晏恩将仇报落井下石，一直含恨于心。荣登相位后，便着手构陷刘晏。刘晏是正人君子律己甚严，在个人操守方面基本寻不到毛病，怎样才能让德宗对刘晏这样的贤良之臣顿起杀心呢？
杨炎久在仕途，清楚德宗有三大“逆鳞”不容触碰：一是母亲沈太后，前面讲过沈太后在安史之乱时跑丢了，他爹代宗又喜欢上了独孤氏，对此德宗很忌讳；二是回纥，他曾在回纥当人质，过了段担惊受怕的日子；三是宝座不允他人觊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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