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灭佛事件，是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发展演进的一次重大浩劫，也称“会昌法难”。
后代佛教徒将其与之前的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以及之后的后周世宗灭佛并称为“三武一宗”。
那么，武宗为什么要灭佛？其背后深层次的动机是什么？
大唐在建国之初，是个对宗教相当宽容的王朝，不仅佛教进入史上最为鼎盛时期，出现了玄奘、鉴真、一行等举世闻名的高僧。
其他宗教，比如中国本土的道教，以及从西方传入的祆教、景教，在长安这座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中，也都各有信徒、互不干扰。
而大唐历代帝王大都是些多宗教信仰者，在崇信佛教的同时，并不影响他们对其它宗教的信仰，释迦摩尼与太上老君平分秋色、和平共处。
佛陀、道士成为朝中权贵争相拉拢的座上宾，甚至许多高僧、道士可以自由出入守卫森严的宫禁，替帝王祈福消灾、答疑释惑。
不过总体上看，由于道教需要精通占卜测算、炼制丹药、望山看水等众多技能，对文化层次有着一定要求，进入门槛较高，受众相对较少。
而佛教讲究众生平等，主张放下执念皆可成佛，民间信徒显然更多。
至于景教、祆教以及其它宗教，由于传入时间不长，更难与佛教相抗衡。
到了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女皇执政期间，佛教发展的更加繁荣。全国各地寺院遍布，长安、洛阳更是拥有众多规模豪华、堪比皇宫的大型寺院。
佛教的畸形繁荣极大提升了僧尼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事生产，无需缴税、服劳役，还占据着大量良田，有佃农替他们劳作，有杂役替他们照看生活，俨然成为一个掌握有大量财富的庞大特权阶层。
朝中权贵以及富商大贾，纷纷将自己的亲戚子弟送往寺庙剃度，打着修行的名义享受各种红利。
玄宗以后，大唐人口一度猛增至五千多万。与之相反，朝廷手中掌控的耕地却大量集中在权贵手中，致使大唐自开国之初就实施的均田制濒临崩溃。
玄宗对此有所察觉，曾三度下诏抑制佛教规模，禁止王公贵族将田宅私自改成寺院，但收效甚微。
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力衰落，财政捉襟见肘，历任帝王都在为钱发愁。武宗执政时，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因此武宗在即位之初，就对佛教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反感。
会昌元年（814年）六月，庆阳节这天，武宗在宫中设斋请和尚、道士讲法，却只赐给道士象征尊贵的紫衣，严禁僧人穿着，以此昭示天下，自己对佛教并不感冒。
会昌二年（815年），武宗着手没收寺院财产。
会昌三年（816年），因传言有昭义军奸细，假扮僧人潜入长安，武宗向京兆府下达“杀沙门令”，三百多名僧人横死街头。
会昌五年（845年）六月，祠部奏报：全国共有大型寺庙四千六百座，民间寺院四万座，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
祠部是尚书省所属一个二级部门，分管宗庙、祭祀以及僧尼薄籍等事务。
武宗对这些不事生产、不服劳役、不缴赋税，只是白白浪费粮食的僧尼愈发厌恶，加之受到宰相李德裕，以及道士赵归真的力劝，终于下定决心将他们一举废除。
七月初一，武宗诏令全国：要求各地先毁掉建于山野郊外的招提寺、兰若寺。
招提、兰若都是梵语音译词，均为寺院泛称，只是规模、场地略有不同。
招提意为“四方”，一般指较大规模、距城镇较近的寺院。
兰若，意为“寂静”，通常指建在山野之中，相对僻静的寺庙。
接着，又敕令长安、洛阳东西两都，分别只保留四座寺院，每寺留住僧人三十名。
各地节度使、观察使办公地所在州，以及同州、华州、商州、汝州四地分别保留一座寺院。这些寺院按规模分为三等，其中：上等寺可留僧人二十名；中等寺可留僧人十名；下等寺可留僧人五名。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僧尼，以及穆护、袄僧均一并勒令还俗——穆护、祆僧指从波斯传来的拜火教神职人员。
各寺庙凡不在保留范围之内的，所在官府应立即拆毁，朝廷专门委派御史赴各地督办。
寺中田产财物一律充公，建材用于修缮公署、驿站；铜像、钟磐用于铸钱。
于是，一场由官方主导、波及全国、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就此展开。
在这次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大唐早已陈旧的官僚机构，体现出了惊人的执行力。
截止八月初七，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各地共拆毁寺庙四千六百多座；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穆护、祆僧两千余人；毁掉招提寺、兰若寺四万余座；收回良田数千万顷，放归寺院杂役、奴婢十五万人！
不久又重新下令，上等寺由保留僧人二十人，改为十人；中等寺由保留十人，改为三人；下等寺则一个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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