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裕藻的学生张中行说，老师坚信华夏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
“留平四教授”中的另一位——孟森，因研究宣统元年测绘的《俄蒙交界图》被倭寇人盯上了。倭寇上门，《俄蒙交界图》也被掠去“收藏研究”，孟森气愤至极，英年早逝。
日伪遍访知名人士，为“东亚共荣”充场面。而知名人士则各出奇招，拒绝合作，如京剧界的程砚秋、齐如山，艺术界的齐白石、李苦禅等。
虽然躲开了倭寇人，但谁也躲不过经济这只无形的大手，北平经济的崩溃，将每一个人拖入了痛苦的泥潭。
为了维持生计，当初“为书而留”的陈垣，不得不忍痛变卖自己珍藏的几部大书。辅仁教授为糊口，则往往是在“晓市”卖掉自己心爱的图书，换得粮店配售的每天187克的混合面。
辅仁大学的校长、教授尚且如此，那些脱离于高校、无以谋生者，如北大教授缪金源，则全家每日只喝一顿粥，到了夫妇饿死的境地。
被视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恐怖与贫困的双重压力下，大门紧闭，就是他们最后的尊严。
遇刺后的周作人，衣服上留有弹孔。
“当尽其一技之长”
还有一些人，表面上委曲求全，却采取了更积极的抵抗方式。
倭寇占领北平后，面粉价格飞涨，几个月内就从每袋二元涨到几十元。天桥有两个说相声的在演出时提到此事。甲说：再过一年就好了。乙说：再过一年还不得涨到几百元一袋？甲说：再过一年老百姓都饿死了，一元一袋也没人买了。
倭寇人听了大怒，把这两位抓了进去。他们被放出来以后，还是拿面粉逗哏。甲说：以后面粉就便宜了，两毛钱一袋。乙问为什么这么便宜，甲说：袋子小了，跟牙粉口袋似的。倭寇人听了还是不高兴，不过没再抓他们。这也是一些人抵抗倭寇的方式，不能正面刀枪，但是也得抵抗倭寇。
当时伪汉奸组织‘新民会’编印了一本教科书，教此课的老师叫大家把课本放在课桌上，讲的却是唐诗、宋词。一次教官突至，老师从容地边擦黑板，边令大家默写岳飞的《满江红》。音乐老师也不教课本上的日伪歌，却低声教唱世界名曲。教官一来，老师立即弹起了风琴，高歌倭寇民厌战歌曲《荒城之月》。每个行业的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和倭寇进行对抗。
一批尚无一技之长的中学生，仅凭着青年特有的孤勇，把锄奸的枪口，对准了当时的北平学界领袖周作人——1938年2月，周作人参加了日伪召集的座谈会，已有他要出山、担任伪北大校长的传言。
“抗倭杀奸团”（简称“抗团”）最初由津门私立中学的富家子弟组成。后来，这支队伍中的很多成员考入燕京大学。“抗团”派南开学生李如鹏、新学学生赵尔仁到北平，与燕大学生范旭共同完成刺杀周作人的任务。
李如鹏、赵尔仁到西城取枪，提供手枪的是“抗团”成员郑统万。作为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一直依靠家族声势作掩护为“抗团”提供帮助。
李如鹏、赵尔仁各取一支手枪，由燕大的范旭带路，直奔西城八道湾周作人住所。
到了周宅，李如鹏、赵尔仁、范旭三人假冒“津门中倭中学学生”，声称要拜见周作人，商量赴倭留学事宜。周作人虽然甘心做贼，但对好学青年，仍不乏关爱之心，就命人传进。
在“苦住斋”二进院西屋的客厅里，周作人正在和前来贺年的“四大弟子”之一、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沈启无闲聊，看李如鹏、范旭二人进入，欠身招呼。
范旭指着周作人对李如鹏说:“此即周先生。”李如鹏点点头，二话不说，拔出枪照着周作人就是一枪，周作人应声倒地。
枪声一起，沈启无站了起来，下意识地呼叫：“我是客人。”李如鹏看他站起，生怕他反抗，抬手又是一枪，沈启无胸部中枪，仰天倒下。
李如鹏、范旭以为得手，便急忙退出。范旭走得快，一下子跑到前院，发现李如鹏没有跟上，赶紧折返，看见李如鹏被周家的两个仆人按倒在地，挣扎不脱。
范旭手中无枪，自忖难敌周家众人，急奔向大门，高呼：“九哥快来！”在外放风的赵尔仁闻声拔枪飞奔而进，对准周家仆人连放两枪。
周家两名仆人中弹，松手滚到一边，李如鹏一跃而起，与范、赵两人前后呼应，夺门而出。当日，李如鹏、赵尔仁乘车返津，范旭回燕大，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数日之后，报纸上披露出周作人遇刺仅受轻伤的消息。原来，射向周作人的子弹打中他衣服上的铜饰扣，周因此逃过一劫。
周作人遇刺后，惶惶不可终日，不仅拜见倭寇将军，还特地拍了张照片，照片上隐约可见长袍上的弹孔。他把这张照片分送给自己的朋友，包括远在美的胡适，还有翻译他散文的松枝茂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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