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早期佛教进入极盛阶段，这是因为皇帝与佛教的渊源密切。北周武帝灭佛时，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 [99]，所以积极提倡佛法，晚年甚至排斥儒学，佛教一度成为隋朝国教。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刚即位，招请隐居僧侣出山，号召佛徒“为国行道”，并且听任人民出家。隋文帝还改变后周镇压佛教的政策，诏令全国恢复佛教。听任民众出家，鼓励建造佛像，由官方组织抄写佛教经典保存于寺院。在他当皇帝的二十多年间，度僧尼23万人，立寺3792所，写经46藏，卷，造像躯。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隋文帝崇佛政策的带动下，“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佛教经典如此之多，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172]隋炀帝时，朝廷对佛教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政策，隋炀帝还向天台宗智者大师受戒，成为佛家弟子 [100]。
隋朝共修建寺塔5000余所，塑造佛像数万，并且翻译数万佛经，使佛经流布多于儒经数百十倍。隋文帝十分崇佛，仅头两次在各州兴建舍利佛塔就有83所之多，其中以大兴善寺最有名 [103]。又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修治旧经四百部。隋炀帝修治旧经六百十二藏，二万九千余部，成立翻经馆及翻经学士，下令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共译经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 [104]。
然而皇帝也对佛教严加控制，例如江南区域远离中原，儒家思想的束缚影响较小，思想相对开放自由，故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 [171]隋朝把江南佛教有影响的名士集中起来，以便支配，并下令“沙门致敬王者”。
道教
尽管道教在争地位高低时反对佛教，但统治阶级对宗教信仰，基本上是采取调和态度的，不仅道、佛两个宗教可以调和，而且宗教与儒学也可以调和。南朝着名道士陶弘景不赞成梁武帝重佛轻道，在所作《茅山长沙馆碑》里却说“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意思是三教都有理，不必互相排斥。南齐名士张融遗嘱，要家人给他左手拿《孝经》、《老子》，右手拿《小品法华经》。陶弘景受佛教五大戒，遗嘱要尸体着道士冠服，上面覆盖大袈裟；明器有车马（汉人旧俗）；道人（僧）、道士都在门中作法事，道人在左边，道士在右边。他们要求的饰终仪式，正反映对三教的调和思想。隋文帝依据这种传统思想，表示三教并重，实际是重佛轻道尤轻儒。隋炀帝居东、西两都或出游，总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随从，称为四道场。他想从道士得到长生药，令道士潘诞炼金丹，六年不成。他责问潘诞。潘诞说，要有童男女胆汁骨髓各三斛六斗，可以炼成。他听了发怒，杀潘诞。 [101]
艺术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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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
隋朝的绘画艺术也有很高的成就。杰出的画家有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等20多人。展子虔以画台阁、车马、人物见长，他的《游春图》是中国国内已知的现存最古的名画，被认为是山水画的始祖。 [138]
隋朝绘画仍以人物或神仙故事为主，但山水画已发展成独立的画科。展子虔与董伯仁齐名，同时被召人朝，相互取长补短，形成了新的风格。他们除画寺院壁画外，还画卷轴画，专长于人物、车马、楼阁及山水配景。现存展子虔的惟一遗作《游春图》，是用勾勒刷法，着大青绿，注意远近关系和山树人物的比例，能够于咫尺之中，具备千里之趣。 [161]这证明了隋朝的山水画已经彻底解决“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早期幼稚阶段，使山水画进入青绿重彩工整细巧的崭新阶段。成为卷轴山水画兴起的代表作。 [139]画中山水占了重要的地位，反映出山水画独立发展的趋向。元代汤垕所着的《画鉴》，指出《游春图》是山水画的始祖。 [161]
郑法士、田僧亮、杨契丹都是隋朝的宗教画家。他们曾经同时在长安光明寺小塔作壁画，郑画东壁、北壁，田画西壁、南壁，杨画外面四壁，当时人称为“三绝”。有一次郑法士要求看杨契丹画稿，杨引郑至朝堂，指着宫殿、人物、车马说：“此是吾画本也。”可见他们的画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是很强的。于阗（今新疆和田）画家尉迟跋质那，当时人称他为“大尉迟” [140]善画西域人物，画面上有阴影晕染，即所谓“凹凸法”。这种画法始于南朝的画家张僧繇，对后来的绘画影响很大。 [161]
书法
展子虔·《游春图》
隋朝书法巧整兼力，不离规矩。初唐大家的风范规模，在此已经初步形成。着名的书法家有丁道护、史陵与智永。墨迹则有千字文与写经。隋代的书法以碑刻为大宗，《龙藏寺碑》、《启法寺碑》、《董美人志》等碑刻显示书法风格。隋末唐初尚有书法家虞世南，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唐初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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