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籓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
——《汉书·武帝纪》
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虽然汉武帝坚决主张武力征服，但实际上汉朝内部仍然有不少人对此持反对意见，尤其是在历经了“马邑之围”的无功而返，以及“龙城之战”的损失大于斩获后，朝廷的反对声音从未停止。
元朔元年（前128年），就在汉武帝准备出兵夺取河南地之前，主父偃、严安、徐乐三人便曾针对与匈奴作战的问题上书言事，且皆持反对意见。
主父偃是齐地临淄人，出身贫寒的他早年曾学习纵横之术，后来又学习《易》《春秋》等百家之言。主父偃虽然学识出众，但他的这种杂揉并学的方式，在儒学盛行的齐地，却显得有些太过格格不入，再加上性格问题，导致其屡受齐地儒生们排挤，更无法得到当地官员举荐，主父偃无奈只得前往燕、赵、中山等诸侯国谋求出路，结果又得罪了当地的读书人，同样没有受到礼遇，就连想要充当他人门客都没人接纳。
在无法通过察举入仕的情况下，主父偃便又前往长安，打算通过权贵的举荐得到任用。主父偃于元光元年（前134年）来到长安，多方走访试探后，决定通过卫青的门路来获取重用，然而卫青虽然很是欣赏他的才华，数次向汉武帝推荐，但却始终没能引起汉武帝的重视。
元朔元年（前128年），历经数年一事无成，又花光了积蓄的主父偃，决定放手一搏，直接上书汉武帝，他费尽心思写了一封奏章，共说了九件事，其中八件事都是关于法律条令方面之事，另外一件事便是关于征伐匈奴的《上书谏伐匈奴》，他在奏疏中说道，“《司马法》有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
昔日秦始皇吞并列国，却仍没有停止攻伐，打算攻打匈奴，李斯劝说道，‘不可如此，匈奴没有城郭、居无定所，也没有储藏物资钱粮的仓库，如同飞鸟一般迁徙不定，很难彻底制服。军队轻装深入敌境，粮食供应必然断绝；如果携带军粮行动，又会因为负重而难以捕捉战机。即便夺取匈奴的土地，也不足为国家带来好处；俘获匈奴民众，也难以进行调教，更无法设置官员进行管理，如此一来即使取胜，也只能杀掉匈奴百姓，然而这又不是为民父母的明君该做的。’
秦始皇不听劝告，派蒙恬率军进攻匈奴，开辟疆土千余里，与匈奴以黄河河套为界。然而，这一带遍布湖泊和盐碱地，根本不能种植五谷。后来，秦始皇又调集举国男子戍守北河，军队常年驻扎边地长达十余年，死了数不清的人，却仍然难以越过黄河占领北部地区，这难道是因为兵力不足、装备不齐吗？不过是形势不允许罢了。
为了补给前线军队，秦始皇又诏命全国百姓以车船运送粮草，从东海、琅琊等沿海郡县，一直运输到河套地区，途中损耗极大，三十锺粮食运到目的地就只剩下了一石。结果，男子拼命耕作，仍然无法负担军粮，女子纺线绩麻，织出的布帛也满足不了军营帐篷的需要。秦始皇为了攻打匈奴，却导致百姓倾家荡产、民不聊生，最终非但没有得到好处，反而导致天下百姓纷纷反叛朝廷。
高皇帝时，天下原本已经平定，后来听说匈奴人在代谷之外集结，便想去进攻他们。当时有个叫成的御史进言劝阻说，‘不能如此。匈奴人的习性，忽而如同野兽聚集，忽而如同鸟类分飞，追赶他们就好像与影子搏斗一样无从下手。如今，陛下已经有了夺取天下的功德，却要攻击匈奴，岂不是很危险吗？’高皇帝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仍然坚持向北进军，结果反被围困于平城，事后高皇帝才感到后悔，派刘敬前往匈奴，缔结和亲盟约，从此以后全国再无战事。
匈奴难以制服，已非一世，侵犯城邑劫掠人畜，这是他们求生的方式，天性本就如此。在虞、厦殷、周统治时期，便始终不对匈奴征收贡赋、实施监督，甚至将他们视为禽兽，不当做人来看待。陛下何不遵从虞、夏、殷、周的传统，反而要沿用近代的失误呢？”
严安也上书说，“以前，秦始皇踌躇满志、贪得无厌，想要向外展示武力，派蒙恬率兵北伐匈奴，又派屠睢南征百越，以至于秦朝兵祸接连不断，十余年间，成年男子皆在当兵打仗，成年女子转运粮饷，百姓生活悲惨、难有活路。等到秦始皇驾崩，天下立即反叛，秦朝因此而亡，这便是穷兵黩武的祸害啊。现在，朝廷既要征服西夷地区，诱使夜郎入朝称臣，又要降服羌人和僰人，攻取薉州，建筑城邑，进军匈奴腹地，烧毁匈奴龙城。虽然大臣们都称赞这些行动和计划，但这也只能让主持其事的大臣们得到好处，对于国家却没有任何益处。”
徐乐同样反对对匈奴作战，上书说道，“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皆是如此。何谓‘土崩’？秦朝末年便是了。陈涉既非千乘之尊，又无尺土封地，也不是王公贵人、名门望族之后，没有百姓们的赞誉，也不像孔子、曾子、墨子那样贤德，更没有像陶朱公和猗顿那样的财富。然而，起于穷乡僻壤的他，振臂一呼，天下人便闻风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不过是因为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罢了。这三项，便是陈涉用来起事的资本，这便是土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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