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唐商议“如何出兵”，以及吴越商议“是否出兵”的同时，深陷泗州对峙的李重进，已经焦头烂额了。
这大概是李重进军旅生涯最大的“滑铁卢事件”，就算曾经的“高平之战”“寿春之战”也没有如此狼狈过，归根结底，在于李重进既要作为军事将领，也是名副其实的监国之臣。
人呐，能力是有限的，李重进作为一名军事将领，绝对是合格的，敢冲敢杀、骁勇异常，可作为监国之臣，他就没那么合格了，这需要很深的政治造诣，以及足够的战略定力，更需要全盘统筹的能力。
一战之胜，在将谋略，一国之胜，在君谋略。
说白了，李重进不是当皇帝的料，偏偏摊上了当皇帝的差事，最可气的是，身后有一个名义上的小皇帝归自己保护。
李重进的目标单纯的很，说是守泗州，就单纯地守着泗州，他认为自己作为“淮王”，其他各部应该自觉地协同自己，尤其滁州防御使郭守文，昔日郭威、郭荣手下的勇将一名，历任护卫军、左雄殿直、武州团练使等职务，手下精兵一万有余，加上乡兵，怎么也能凑出来五万多人。
可偏偏，郭守文就是不动！
让他增援，他派两千兵去了，还不靠近泗州，而是在泗洲以南的龙泉湖驻防，询问理由，人家振振有词，此处军力薄弱，预防赵贼匡胤偷袭！
话说回来，这种事情，也不能怨郭守文，他也急啊，压力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寿州方面的压力，虽说定远、明光、来安、等地有驻军，可加起来还不到五千，战斗力那不是一般的弱，此时，滁州就是扬州的门户，自己手里的兵是不少，那也是真不敢动！韩通也是三令五申，告诉过郭守文，一旦滁州有失，扬州肯定要正面迎敌，就那一座城能抵挡多久？
二是，在郭守文看来，李重进就是舍近求远，自己作的！汴梁都派人来了，你怎么就不能求助徐州、宿州？最不济的，泰州也行啊，翟守珣、王全斌俩人守在泰州，整天闲得蛋疼，那是大后方啊，你把人调出来用啊！
李重进心里也苦，他知道大后方有人，何止泰州、宿州，海州、沂州的兵也能南下，可不敢动。
现在的赵匡胤，毫无顾忌，是单纯地进攻方，哪儿薄弱他就打哪儿，兵源看似挺多，可分配之后，就捉襟见肘。
尤其，泰州之所以不敢动，是给郭宗训留一条后路，万一谁都挡不住赵匡胤，扬州真得失守了呢？总不能让郭宗训、符太后往吴越、南唐跑吧！留下泰州，最不济还能登船，从海上转进他处。
排除一切，李重进还有一个致命弱点，他的性格。
“凡成大事者，当机立断，先谋后动”，大事面前，李重进一点边都没沾，具体有三个实例——
第一件，继承人选拔的时候，由于郭威的儿子们，全都被后汉皇帝刘承佑给宰了，李重进作为郭威的外甥，可以说是当时与之关系最亲近的人，继承后周天下当仁不让。然而，当郭威让郭荣（柴荣）继位，他竟然怂了，不争不抢，还忠心耿耿地辅佐。如果一开始就当机立断，直接来个逼宫，站在他一边的人肯定是多的，就算成就没有郭荣的大，肯定也能多活一些年，中国历史走向也许完全不同。
第二件，历史上稀里糊涂地造反，建隆元年（公元960），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之后，为了安抚郭荣手下亲信，尤其是李重进，特意给他发了一份“免死铁券”，没错，就跟钱俶祖上传下来的一样。不说咱赵官家发的铁券“含金量”如何，单看宋朝“不杀士大夫”的政治惯例，只要李重进安分守己、手持铁券，大概率是可以活到死的，可他转头就造反了，大哥，你好歹给赵官家点面子啊！再说，你拿啥造反啊！
第三件，识人不清、优柔寡断，历史上，不满意赵匡胤的人主要有两个，李筠与李重进，两人一合计，人多力量大啊，一块干姓赵的。于是，李重进就派手下去联络李筠，准备合兵一处，很不幸的是，他派去的人叫翟守珣，没错，就是书中镇守泰州的翟守珣，这孙子就是个二五仔，没去找李筠，反而一溜烟跑到汴梁找赵匡胤。赵匡胤让他拖住李重进，于是，翟守珣回去一通忽悠，什么“保存实力”“静观其变”，结果赵匡胤准备好了，反手就把李重进给围了，最终，落得个居家自焚的下场。
【书中“李李合作”事件的原型，就是李重进造反时期，去找南唐结盟，共同对抗赵匡胤】
总之一句话，皇帝不好当，更不是谁都能当的。
困境多日，终于出现了一丝曙光，一系列的大礼包砸到了李重进脑袋上，正是自己的“南唐盟友”李煜送来的。
定安元年，九月十二，李重进、曹彬两边的手下，隔着淮河，互相问候对方祖宗及女性家属，这已经成为多日来两军“友好交流”的方式。
中午时分，副将、护圣左厢都指挥使白重赞来报，唐国商人奉命送来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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