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富贵也早已厌倦了家乡人的宴请，可是没有办法。在这块土地上生长，也是在这里被保护，总不能让乡亲们觉得自己忘恩负义吧。可这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企不是令本就贫困的乡亲们更加贫困了吗？
”富贵啊，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咋的?乡里乡亲的，又都吃的是咱自家的饭，难不成还说咱腐败吗？再说，你给乡亲们办了那么大的好事，不表示表示，那都不算一村人。“支书带几分醉意地说道。
说起来，村党支部书记算不上什么大干部，但却有绝对权威，在村里那是一言九鼎。汪富贵听了老支书的话，已经被他吐出的满嘴酒气熏晕了，他心里也一直为自己的”空手套白狼“自鸣得意呢。只是在北京公司里，他不能表现出来罢了。
”支书，瞧您老说的，我这些年还不是靠乡亲们帮衬着嘛。“汪富贵说道。
一直以来，汪富贵觉得自己缺的是枕边人的敬仰。前妻曾和自己一同创业，在公司业务走向正轨后，前妻标榜的是她的付出。
前妻是北京人，是到汪富贵老家插队的知青。有文化，人长得漂亮，她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偏远地区劳动改造。那时，汪富贵从新疆回故里，在大队做宣传干部，负责写写画画，整天跟在支书身后，像是支书的秘书一样。
汪富贵被这个北京女知青吸引，因为她字写得好，说话声音也好听。接触了一段时间，发现这女知青和自己有相似的经历，于是两人彼此惺惺相惜了。他们情定终身时，女知青的父母还没”摘帽“。尽管汪富贵好话说了几车皮，女知青也没能参加高考，因为她的政审不过关。
他俩结婚时，婚礼是在队部，由支书一手操办的。当时还给了汪富贵现在的前妻，那时的下乡女知青一个头衔：”扎根农村闹革命的好青年“。如果不是这样，村里人都觉得汪富贵找这么一个落后分子，是配不上他的。乡亲们似乎忘了，汪富贵的老爸是怎么被”发配边疆“的，用汪富贵的话说，他和前妻就是”半斤八两“。
都说人生如梦，又说历史往往就是一出戏。想想还真不假。和汪富贵结婚没多久，女知青的父母就平反了，接着自然是被接回了北京，受到一系列的照顾。高中没毕业的前妻，在大学附中做班主任。她一直愤愤不平的就是当年没能参加高考。
好在中国有一批初、高中学生叫”老三届“，他们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特殊存在。他们响应号召上山下乡，那时他们还没有毕业，没有文凭，但据说水平远超他们的学弟学妹们。前妻就是这样的一位”老三届“。汪富贵感觉，如果不是后来自己到北京发展，前妻可能早就提出婚了。
尤其她那个家，是汪富贵一生的痛。每次去，都见丈人正襟危坐，他买再多的东西都不会多看他一眼，也从来没留他吃过饭。他只坐过他们家客厅的沙发，连卫生间都没上过。真的是：谁难受谁知道。外人都认为是他前妻和他共同创业，其实，前妻只是做了公司的财务，并没”下海“，用他前妻的话说就是”死也不会丢掉铁饭碗。“
想想这么多年，都是自己一个人返乡，汪富贵并 不觉得没面子，可他缺失的是来自生命中另一半的认可。他甚至想，如果再晚些时候，说白了，等到前妻的父母平反了，她回京了，应该就不会和自己结婚了。
正当村里男女老少聚在村部，开怀畅饮，推杯换盏地感谢汪富贵，感谢他把厂子办在村里，把学校也办在村里，娃上学近了，还一毕业就有了工作，还都在家门口。
”你们说说咱富贵他就是个大善人呐。“这样的话，汪富贵真的听腻了。
警笛刺耳地尖叫着，两辆警车呼啸而来，横冲直闯地就进了队部的院子。人们惊讶地转过头，只见两辆警车停在了村部院门口。身着警服的警察迅速跳下车，个个面容严肃地走进村部。
警察们走到汪富贵面前，一位警官向他出示了相关证件，并宣布他涉嫌违法，请他立即跟他们回京接受法院调查。
村民们顿时一片哗然，大声议论着。他们不相信自己心目中的大善人会犯法。
汪富贵对支书笑笑，就起身跟警察一起走出了村部，他始终抬着头，目光坚定没有丝毫的恐惧。脸上依然挂着微笑。
警车的声音渐渐远去，留下了一群既震惊又困惑的村民，他们围拢在支书身边，都说是有人想祸害村里，一定要把这个人揪出来。
”支书，您老想想办法啊，富贵一定是被冤枉啦。“
”是呀，富贵可是咱们眼瞅着长大的，凭良心说，心里装的都是乡亲们，自己除了念书，啥也不沾，我看比那些贪官强多了，害这样的人，天打雷劈。“
支书听着乡亲们的议论，心里倒是踏实了些，还好，富贵在乡亲们心里是个好样的。这就好办。他安抚着大家，答应去走动走动。可他心里没底，乡里的事咱能问个明白，北京的事咱一个乡下人，摸不着门啊。支书真的犯了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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