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上诉法院认识到桑托的证词“在涉及案件重要之处是明显不可信，也就明显地不能起什么作用”，于是法庭考虑如何妥善补偿政府不端行为造成的损失-谢尔顿会被释放。
这个结果是会让许多人不满意，但上诉法庭认为这样做自有其理由：
判决书开始谈到判案哲学观念，这也充分展示上诉法庭法官的司法能力和精妙文笔，整段话文采斐然，引用名言恰如其分，堪称当代米国文学和法律的瑰宝：
“当然，用卡多左大法官的名言来说，因为治安长官（桑托）已经酿成大错，以致罪犯逍遥法外使大家身受其害。有些人争辩说，应该允许偶尔为之下不为例地使用非法手段以保护法律的地位。
布兰代斯大法官对这种议论雄辩地反驳道‘我们的政府是威力强大的，无所不在的教员，不论是教好还是教坏，它都用自己作为样板来引导人民。犯罪是可以传染的，如果政府自己都知法犯法，就会让民众滋生出对法律的轻蔑，引诱人民各行其道，把自己看作法的化身。’”
法庭随后宣布结论:
“我们因此得出结论，根据谢尔顿案件的情节，销毁录音带的行为阻碍了谢尔顿获得证据，这些证据是他进行抗辩所必须的……
因为这些录音带已不存在，此案（对不作证案件而非爆炸案）发回地区法院再审已无必要。
鉴于此，对谢尔顿的藐视法庭罪判决应予否决并撤销。”
最后，为了强调上诉法庭的司法权威性，裁决书还特地做了说明：“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不能因俄国驻米文化办事处和BLM大楼炸弹爆炸事件，或由于在车里发现炸弹引起的私藏炸弹罪行为由对谢尔顿起诉。”
这等于是彻底卸掉了谢尔顿身上的所有枷锁，或者说拿掉了悬在这三个家伙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最后，仿佛为了回答阿诺德法官对卡马西平质证桑托方法的抨击。
上诉法庭煞费苦心地表示“谢尔顿的律师为弄清错综复杂的事实和法律实体问题，显出其能力高超，又恭谦礼让地进行调查，自始至终以事实为追寻目标。”
旁听者都们明白这是一种批准，那个法庭“小把戏”被承认为合法行为，至少可以这样推论。
虽然没有直接点明这个“小把戏”的合法性，但爱德华都清楚，那是科尔曼法官在给阿诺德法官面子，这并非官官相护，而是一种职场默契。
爱德华向西耶格尔解释说他现在已经一身轻松了，后者竟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他再也不会被起诉，也用不着出庭作证。
经过几个月交织着威胁恐吓和孤寂的磨难，谢尔顿·西耶格尔现在可以轻松自如地离开法院。
开始一种没有对簿公堂威胁，没有藐视法庭罪，没有桑托，也没有犹太人保卫同盟（事实上，任何正常人经过这么一次后，都不会再和这种组织混到一起）的新生活。
他再也没必要在出庭作证-在对不起朋友或者牢底坐穿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一切的一切都已经随风而去，曾经的悬在他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在瞬间灰飞烟灭，消失的无隐无踪。
“西耶格尔诉合众国”案，以前者大获全胜而告终，并将作为经典判列在今后的日子里被广泛引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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