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顺八年，公元1457年，两月，
朱祁镛在位期间的第三次科举会试考试，开始了，
这次科举考试，可谓意义非凡且至关重要，对于众多举子们来说，它就像是一座决定命运的桥梁。
此次科举会试考试，不仅仅与每一个举子个人的政治前途紧密相连。
要知道，一旦金榜题名，便能够踏入官场，平步青云；
而名落孙山，则可能意味着多年寒窗苦读付诸东流，从此与仕途无缘。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场考试还直接关系着他们背后整个家族在当下税收改制——“士绅一体当差纳粮”这件大事中的处境。
毕竟，朝廷已然明确颁布诏令：
从今年起，地方上的士绅群体，特别是那些七品官以下的地方官僚家庭以及家中没有直系亲属担任七品以上官位的人家，都必须如同以往被地方士绅们所轻视的普通百姓一般，承担同样的徭役并缴纳相应的粮食赋税。
这可绝非仅仅只是钱财多寡的问题啊！
更为关键的是，它触及了地方绅士阶层最为看重的面子问题。
长久以来，士绅们凭借自身地位，享受着诸多特权，
如今却要与平民百姓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接受相同的义务，
这无疑让他们感到颜面扫地、尊严受损。
这种变化带来的冲击，使得本次每个参与科举考试的举子及其家族都倍感压力巨大，
因为这场考试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他们家族未来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声誉。
正因如此，参与此番科举会试考试的举子们，其数量之多简直超乎想象，乃过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规模。
当时，毫无疑问的说，这也得归功于东北地区两大边疆将军府的成功设立，
以及西南五省改土归流政策得大规模施行。
也正因为有了这些举措，使得本次科举会试考试所能录取的人数，同样多得令人咋舌。
毫不夸张地讲，天顺八年举办的这场科举，对于当今的大明王朝而言，绝对称得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且最为至关重要的一场科举盛事。
历经长达半个月之久的紧张激烈竞争与角逐之后，
这次科考总共录取的进士名额竟然多达三百名！
这般强大而又奢华的阵容，其，所产生的影响力无疑是极其深远的，可以说是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先河。
这场科举，不仅仅只是天顺帝朱祁镛在位八年期间大力推行新政改革后的一份出色成果汇报；
同时也是他特意为太子朱见深监国而精心筹备的一次宝贵人才储备；
更是整个明代科举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璀璨夺目的瞬间；
甚至还成为了留给后世史学家们的一道丰盛无比、令人垂涎欲滴的文化大餐。
天顺八年，此次科举录取进士者有，
于历史上辅佐孝宗成就“弘治中兴”之伟业的内阁首辅刘大夏；
素有“李公（李东阳）善谋，刘公善断，谢公（谢迁）尤善侃侃而谈，后人赞为‘有明贤宰辅，自三杨外，前有彭、商，后称刘、谢’”之美誉的一代名相刘健；
被后人誉为“尚书状元”的一代名臣——张升，
开创明代书院会讲之先河，注重教育之功效，教导学生以务实为要，使人人皆有学识，以达“士有定习，民有定志，官有定守，国有定制”之目标的一代教育大家、文学家、学者———罗伦；
其文被后人评价为“不刻意雕琢，独重体裁，意蕴深沉简约，理趣悠长”，其诗“用典自然天成，不露痕迹”，自成一派，在明朝中期成化、弘治时期的诗坛中，除李东阳之外的又一重要领军人物，且擅长书法，作书姿态圆润中时有奇崛之笔，虽师法于苏轼，却多有自得之妙的——明朝中期文学书法大家吴宽；
才思敏捷，答辩应对，出口成章，对星变之学情有独钟的——天文学家曾彦，
等等三百余人。
天顺八年，这届的科举，是天顺帝朱祁镛，执政前期八年来推行改革的一次成果汇报。
从天顺帝朱祁镛登基以来，
以彭时、商洛、李贤、王骥、钱钦、杨洪、王直、于谦、丘俊等军机大臣为首朝臣的努力下，大力推行新政改革。
变革商业税、开海发展远洋贸易、建设天津、青岛、广州、泉州四处港口、征收关税、降低农业税率、取消人丁税、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纳粮、清算藩王庄田、返还土地、抑制土地兼并、整肃官场、实行考成法、惩办贪官、改革礼制、革新科举、打造新式火炮和鸟船战舰、改土归流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上全方面的改革，
大明天顺朝在天顺帝朱祁镛和朝臣们的共同努力下，
一改正统土木堡之变后的颓势，开始呈现中兴之势。
为大明朝成化、弘治两朝的“大明全盛之势”奠定雄厚的政治、经济、人才、教育的基础。
到天顺十六年，朱祁镛去世，太子朱见深登基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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