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从杨少峰的口中听到“先生”二字，朱皇帝忍不住满心遗憾地咂了咂嘴。
只是听这个混账东西偶尔转述的几句话，就能知道那位先生的才学有多么惊人。
更可惜的是，那位先生一身通天彻地的学问，却教出来这么个混账东西。
倘若换成是咱跟着那位先生学习，只怕大明比现在还要富庶许多。
朱皇帝满心遗憾，杨少峰则是继续说道：“小婿要说的是，咱们大明的最主要矛盾究竟集中在哪儿。”
杨少峰咂吧咂吧嘴，朱皇帝当即便扭头对陈忠吩咐道：“快去泡一壶小龙团过来。”
陈忠赶忙应下，杨少峰又继续说道：“依小婿之见，咱们大明现在的最主要矛盾不是集中在王权与宗权之间的矛盾，甚至都不是集中在朝堂与地方、佃农与地主之间，而是集中在经济重心南移之后的海权与陆权之间。”
“其他所有的矛盾，几乎都是由此衍伸而来。”
“而造成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一是五胡乱华时期，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士族大量南迁避祸，二是关中、关东等传统意义上的北方地区的土地被过度耕种采伐所导致的土地贫瘠，再一个就是丝绸之路断绝以后，唐、宋时期开始不断寻找新的海上丝绸之路。”
“士族大量南迁，使得原本还处于蛮荒之地的江南，尤其是东南一带变得文风鼎盛，开始承担一部分文化中心的职能。”
“北方土地贫瘠，使得大量百姓也被迫南迁，从而开始了江南大开发的历史进程。”
“及至唐、宋时期，尤其是北宋晚期及以后，越来越兴盛的海洋贸易开始催生出一个新的既得利益群体，那就是传统士族和海商相结合。”
“士族在朝堂上为海洋贸易张目，海商向士族输送利益。”
“由此而来的，才是南宋朝廷不肯主张北伐，赵九妹天天“靴中置刀”。”
杨少峰忽然嗤笑一声，说道：“胡元那群蠢蛋玩包税制，他们能收几个钱？”
“而且胡元本身就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陆权制小朝廷，他们收税的主要方向还是田赋、算赋和口赋这些玩意儿，了不起再加一个商税，恰好避开了利润最大的海上贸易。”
“当然，小婿说的这个海上贸易不是指传统的市舶司贸易，而是沿海那些士族、海商搞出来的海上走私。”
“这也是为什么岳父大人北伐胡元的时候有大量蒙古人景从，却有很多汉人想要光复胡元的最根本原因。”
“……”
杨少峰侃侃而谈，朱皇帝和李善长、刘伯温的脸色却是越来越黑。
正如某位举重冠军所言，有些事，不上称没有二两重，上了称，千斤都打不住。
当血淋淋的事实被揭破以后，所有能对上、对不上的疑问，便终于有了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答案。
崇宁改制为什么会失败？
蒙古人为什么会跟着大明打胡元？
为什么朱皇帝已经明令蠲免人头税和田赋、徭役，百姓的日子却依旧不好过？
为什么从洪武元年一直到洪武四年的时候都没有几个读书人愿意出来做官，这两年却又愿意跑出来参加恩科？
为什么会出现犁头案、黑劳工案、铁器案乃至于空印案、税吏案？
单纯的用江南士绅心向胡元朝廷的理论解释不清，但是套用世家、海商的理论之后却能一目了然。
陈忠带着几个小太监，端着火炉、水壶、茶叶、茶盏等物件过来，给朱皇帝、李善长、刘伯温和杨少峰一一沏上茶水。
当茉莉花茶的香气氤氲而出的那一刻，朱皇帝又忍不住瞪了杨少峰一眼。
他娘的，咱堂堂一个大明皇帝，竟然连口小龙团都喝不上？
朱皇帝越想越气，忍不住就哼了一声，说道：“问题，你给咱指出来了，那解决的办法呢？总不能让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再次坐大，然后再给咱搞出一个靖康之耻吧？”
杨少峰差点儿笑出来——历史上还真就让他们再次坐大，然后又给你搞了一波大的。
福州知府郭琰的墓志铭上记载：“琰，府公讳也。字瑰宝……正统六年，除福建福州府同知。八年，上命工部侍郎焦宏督造下番海船一百二十只，委府公为八府总提调官，督造有法，军民蒙其利。”
然后呢？
船刚造好，“延平贼寇二万馀人以叛，河道不通”，接着又是东南矿工大叛乱，再然后就是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之变，朱祁镇变成了猪骑朕，成功获得瓦剌留学生和叫门天子的称号。
问题是这一百二十艘船呢？
一百二十艘“下番海船”绝不可能是三五个人就能驾驶的小舢板。
《明史》里对这一百二十艘“下番海船”只字不提。
《明实录》里同样没有只言片语，而且郭琰的墓志铭记载焦宏是工部侍郎，而《明实录》里却记载焦宏是户部侍郎。
但是换个角度想，这事儿就全能解释得通：
船造好了，土木堡之变发生了，皇帝被俘，朝廷乱成一锅粥，朝廷上的官老爷们换了一茬又一茬，这时候谁还顾得上这一百二十艘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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