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韩娥女扮男装的年龄
《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七“洪武四年秋七月壬戌”条载：“韩氏女年十七”，“伪为男子服，混处民间”。然而，刘惟德《韩娥传》、《四川通志》卷十一上《列女》“保宁府”条，皆言韩娥“年十二”“伪服男子衣”。《明史·列女一》回避了这个问题。但这四种史书都有一个共同的表述：韩娥女扮男装的时间是在“遭明玉珍之难”的时候。
明玉珍入蜀攻占重庆的时间在至正十七年（1357年）四月，韩娥出生的时间是至正五年（1345年），这年正好十二岁，与刘惟德和《四川通志》卷十一上《列女》“保宁府”条所说吻合。如果说，韩娥十七岁时“伪服男子衣”，那就应该是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了。早在至正十九年(1359年)，明玉珍就彻底消灭了青巾军李喜喜余部，连后来灭大夏的傅友德也被俘了。这时候，四川境内已无元朝军队，只有少数地主武装与明玉珍对抗，兵乱在四川基本结束，韩娥也就无须“虑见掠”而“伪服男子衣”了。所以，《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七“洪武四年秋七月壬戌”条所说“韩氏女年十七”“伪为男子服”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
二、韩娥女扮男装的原因
“贞女虑见掠，伪为男子服”的原因，《明史》说，是因为“明玉珍据蜀”；《明太祖实录》也说是“遭明氏兵乱”；《四川通志》卷十一上《列女》“保宁府”条还是说“遭明玉珍之难”；刘惟德说是“遭元季之乱，岁丙申，盗贼蜂起，劫夺货财，掳掠妇女，无所惮”。
《明史》等将“贞女虑见掠”，笼统归结于“明玉珍据蜀”，这与史实不符。
据史事考证，丙申年为至正十六年(1356)，在此前后，四川爆发了一些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据《唐氏族谱》载：“至正十五年(l355年)二月，川湖苗蛮作乱。”
至正十七年（1357年）春，李喜喜的青巾军被元将李思齐与察罕帖木儿等部围剿遭重创后，率余部从甘南巩昌于当年四月攻入川西平原，一路所向披靡。但是，他们背叛了当初红巾军起义的宗旨与初心，军纪败坏，所过之处，四处烧杀，掳掠州县，奸淫妇女，各地妇女多有被逼自尽者。时人刘堪在五言诗《烈女吟》中，也记述了这年青巾军进入永康，“永康费氏女”，“自缢后园柳”的事实。明人方孝孺说：“各郡臣民遭青巾之虐，百无一二。”朱元璋在一封致明玉珍的书信中也证实:“足下……以偏师入蜀……西有李喜喜等兵侵扰杀掠，生民无几。”这时候“盗贼蜂起，劫夺货财，掳掠妇女，无所惮”，蜀中因此大乱。韩立夫妇担心韩娥被掳受辱，才令其女扮男装。
至正十七年（1357年）四月，明玉珍所部红巾军攻占重庆，所到之处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与李喜喜所部青巾军“祸川”的暴行形成强烈对比。杨学可在《明氏实录》中记录了重庆人民欢迎红巾军入城的盛况，以及明玉珍纪律严明的情况：“重庆城中父老焚香拜迎道左，珍禁止侵掠，秋毫无犯。由是四外投降络绎。”所以说，“贞女虑见掠”的主要对象应该是李喜喜所率青巾军。
三、韩娥嫁与马复宗的时间
《明史》和《明太祖实录》都说韩娥“洪武四年嫁为尹氏妇”。按刘惟德《韩娥传》说法，“尹氏”应为马氏，即戍士马复宗。
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平蜀，大夏溃军散兵到处皆是，社会并不太平，朱元璋也还没有来得及安置投降的大夏军。直到洪武五年夏天，朱元璋命曹国公李文忠经理四川以后，才设置军卫。马复宗很可能在这时候辞官还乡，而且是没有被编入军卫的人员。所以，韩娥很有可能是在洪武五年嫁与马复宗的。
四、韩娥从军的年限
《明史》《明太祖实录》说韩娥“居兵伍中七年”；《四川通志》卷十一上《列女》“保宁府”条说是“在兵中十年”，刘惟德《韩娥传》说“出入军中一十二年。”
刘惟德的《韩娥传》补充了《明史?列女一》以及《明太祖实录》《明氏实录》中有关韩娥的许多细节。他说韩娥“出入军中一十二年”，这明显是附会了《木兰辞》中“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这一细节了。《四川通志》卷十一上《列女》“保宁府”条，也附和了《木兰辞》中“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一细节。韩娥女扮男装后，不可能马上就被驱入伍，她极有可能是先被青巾军所掳，而后在明玉珍与李喜喜首次交战的至正十八年（1359年）才辗转参加王起岩队伍的，那时韩娥应该有十三岁了。杨学可《明氏实录》一卷载，天统二年（1364年）春，命万胜领兵十一万攻云南。万胜领兵回，“九月，表韩氏女为贞烈。”如果按《明太祖实录》所说“居兵伍中七年”，那么正好是明玉珍病逝时的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因此，韩娥在军中的时间，还是《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七“洪武四年秋七月壬戌”条所记载“居兵伍中七年”较为可信。明玉珍病逝，小皇帝明昇处理完朝中万胜与张文炳事件，安葬明玉珍后，才有时间于同年九月表彰韩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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